唐德宗李适的即位，标志着安史之乱后唐廷重振其威望与权力的开始。虽然德宗的意愿最后因“泾师之变”的爆发而中道受挫，但二十多年后，其孙宪宗李纯却又一次将中兴唐室的意愿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远较其祖德宗更为显著的成绩。我们现在要将河南的政治地理问题放在德宗、宪宗两个时代来一并进行考察，不仅是因为这两个时代唐廷对于河南藩镇的政策具有相似性与连贯性，也因为经过了这样两个时代，安史之乱留给河南的影响也将逐渐淡去，而河南也将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时代。
河南的所有这些改变都以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的“四镇之乱”为契机展开。“四镇之乱”是安史之乱后唐廷与藩镇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抗。对于河南而言，“四镇之乱”的意义不仅是它给河南带来了安史之乱后最为严重的一波危机，同时，如果我们将宪宗在元和年间对淮西与淄青的征讨看作德宗之未尽战伐的延续（事实上，从讨伐的初衷与对象上来看，两者确实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将发现，这波战乱也将彻底改变安史之乱后所形成的河南地缘政治结构。当然，在颠覆旧有地缘关系的过程中，一场新的地缘政治构建的序幕也将被拉开，并导致新的政治范式与政治关系的产生。
一、三镇的决裂
虽然河南藩镇与唐廷的关系在大历时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但彻底地分道扬镳则是在德宗即位之后。只要我们稍微翻阅一下《旧唐书·德宗纪》和《新唐书·德宗纪》或《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德宗在即位之初在财政、军事等领域进行的一连串改革所透露出来的颠覆唐廷“宽仁”形象的显著意味，这无疑也给藩镇造成了强硬的印象。然而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对于这种强硬印象所造成的震慑，淄青镇的反应相较于其他藩镇似乎来得更为强烈。比如在德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史称德宗诏罢四方贡献及大量宫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1]到了六月，淄青节度李正己又身先他镇，上表献钱三十万缗，史又称：
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2]
淄青的敏感可能源于它已经首先意识到了，在德宗强硬政策背后是“欲致太平，深不欲诸侯子孙专地”[3]这一更深刻的意图。所以当建中元年（780）五月，德宗成功讨伐了“欲自邀旌节”[4]的泾州大将刘文喜，并使时入朝奏事的李正己参佐“观文喜之首而归”后，“正己益惧”[5]。而当不久后，为唐廷在战后恢复财政立下大功的刘晏被德宗赐死后，“正己等益惧，相谓曰：‘我辈罪恶，岂得与刘晏比乎！’”[6]
不过，以上这些应该还都不是导致德宗不久后与包括淄青在内的两河藩镇开战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检视一下德宗在建中二年以前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其中所透露出来的重振中央威望、打压藩镇的意图相当强烈，但实际上直接针对两河藩镇的却并不多。[7]我们认为，真正刺激两河藩镇神经的应该是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德宗坚决不许宝臣之子惟岳袭位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