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政治课题的讨论，与其始于长安，不如始于灵武（灵州）。当长安在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因叛军攻破潼关而被玄宗放弃时，灵武则成为一个月后新任君主肃宗的龙翔之地。长安与灵武的这一空间转换，不仅意味着帝国新旧权力更迭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以灵武为根据地的政治势力——朔方军，即将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虽然朔方军是开元天宝十节度中最晚设立的一个，也是乱前夹在边境的东西两大集团间的边缘者，不过它在关内地区的主导地位却是无须质疑的。据严耕望先生说，乱前的朔方军辖境已经是“东据黄河，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及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1]。而当来自河西、陇右的西部军团在天宝十五载的灵宝一役中惨遭打击后，朔方军便因缘际会但也无可争辩地代替了前者，成为帝国此后对抗叛军的擎柱。基于其在上述安史叛乱中的特殊地位，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在迄今有关关中藩镇的研究中，朔方军几乎吸引了学者所有的关注目光，且侧重的时间段又多集中在肃、代、德三朝。[2]
不过这种有关唐后期关中藩镇研究极不平衡的倾向，在近年来已有所改变。比如黄利平对于中晚唐京西北八镇的整体考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正了这种失衡局面，同时也填补了中晚唐时代京西北藩镇研究的空白。[3]所谓京西北八镇，指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振武及天德军。黄氏对八镇的整体考察，一定程度上暗示着，八镇在关中这一空间上的意义是以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即就现今对于朔方军研究最周详的著作《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来看，著者在关于德宗时代以后朔方军的论述中，也不得不采用将朔方军的问题置于京西北八镇这一大环境中来考察的取径。[4]实际上，唐长孺先生早在《唐书兵志笺正》中笺注《穆宗即位赦》中“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之条时就已说道：
振武、天德加以凤翔、邠宁、泾原、鄜坊、夏绥、灵盐并关内朔方所分，所谓八道节度也。[5]
显然，唐氏早已注意到京西北八镇与安史之乱前的关内、朔方，尤其是后者的延续关系，因为京西北八镇除了凤翔外，其余七镇均由原朔方辖区分出。虽然唐氏笺注的此条资料出于唐穆宗的即位赦文，但京西北八镇的格局其实在德宗时代就已奠定了。而朔方军无论作为一个地理单元，还是一个政治军事实体，它的瓦解并演变为八镇之一的灵盐镇，其实也正发生在德宗朝。这样看来，学者在讨论关中的空间重构问题时，很自然地将京西北八镇作为朔方军的后续对象来进行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对于旨在研究帝国后期关中地缘政治的学者来说，将京西北八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诚然是一个正确的取径。但是，当他们在对京西北八镇进行整体考察时，一个有关这些藩镇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却消失了。在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一文中，作者对这八个藩镇逐一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京西北地区是以北线的天德、振武（排成横向防御回纥），西线的凤翔、泾原、邠宁、灵盐（形成纵向防御吐蕃），以及作为其后方及第二道防线的夏绥、鄜坊构成的这样一个空间体系的结论。[6]尽管作者也指出，这一体系是在德宗时代才形成的，但这仍旧给人留下一个京西北八镇是一个具有完整形式的（或者退一步来说，至少是经过德宗）“规划过的空间”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