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中，我分析了唐政权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看到异族的威胁促使安史之乱后空虚的关中一步步重新构建起它的空间体系。现在，我将转向这些空间体系的内部，来检视一下构成这些空间体系的政治实体的动向。如果说异族的威胁是左右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重组的一极重要力量的话，那么，关中政治实体与唐廷间的角逐将成为影响关中地缘政治的另一极力量。而它与前者构成的合力，共同决定了唐代后半期关中政治形势的走向。所以在这一节中，我的关注点依旧是因异族威胁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京西北藩镇，只是我的视角将不再是朝向外部，而是转而审视京西北藩镇的内部。而当我们转变研究视角的时候，我们也将发现，安史之乱后关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外部异族的，一股来自内部的政治力量同样深深困扰着唐廷和它的统治者。
一、南北两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上文说过，邠宁、鄜坊、凤翔是因党项威胁京西北地区最早建立起来并在此后一直长存的三大藩镇，因此考察安史之乱后关中政治势力的重组就不得不从这三大藩镇说起。
（一）凤翔：南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三镇中位于最西边的凤翔。凤翔镇建于上元元年，首任节度使是曾在河南、河北与安史叛军作战的崔光远。初建时的凤翔辖境与此后的凤翔不同，它不仅包括凤翔府与陇州，秦州也归其管辖，故而崔光远的职名又称“秦陇节度使”[1]。
到当年底李鼎出任凤翔节度使的时候，凤翔的辖境又有所扩大，凤翔府西南面的成州以及此后属于山南西道的兴、凤等州也归其管辖，因此李鼎的职名又称“兴凤陇等州节度使”[2]。凤翔辖境的这种扩大当与奴剌、党项的侵扰范围此时已经扩大至山南西道的兴、凤等地有关。不过在李鼎任职凤翔期间，凤翔节度使最大的改变不是其西南辖区的扩大，而是上元二年六月，已任凤翔节度使的李鼎兼任陇右节度使。[3]由凤翔节度兼领陇右，其实也就意味着吐蕃的攻势已经对陇右造成了大的压迫，安史之乱前设立的陇右一镇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位置。《新唐书·方镇表》称，“初，陇右节度兵入屯秦州”[4]，就是陇右军队因吐蕃压迫不得不从其治所鄯州退屯秦州的写照。到宝应元年，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5]《资治通鉴》“广德元年七月”条亦称：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6]
河陇尽陷吐蕃后，原在秦州的河陇残军也不得不撤至凤翔。[7]于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因河陇的陷没，凤翔、陇右二镇至此合为一镇，凤翔节度例兼陇右之衔的局面也正式形成了。[8]
如上所说，凤翔节度兼领陇右的另一重内涵，即河陇军队部分地归入凤翔。事实上，不仅是河陇军队，更远的安西、北庭的一部分军队也因此时吐蕃的内逼关中而被远调进凤翔。如继李鼎、高昇后担任凤翔陇右节度使的孙志直就是来自安西北庭的将领。而随着孙志直的任职凤翔，部分安西北庭兵也被带到了该镇。[9]但是，虽然西方军队此时进驻凤翔，但他们的人数却是比较有限的。[10]此外，凤翔当地在乱前本身也没有什么军事基础，并且凤翔又当吐蕃入侵的南道，因此面临吐蕃、党项的进攻，其局势自然吃紧。于是在广德二年九月，基于吐蕃在上年底一度攻陷长安的严峻现实，代宗进行了以下这项重要任命：
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进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凤翔秦陇临洮已东观察使。[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