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朝叛对峙开始的地方，河南凸显与交汇着安禄山叛乱时期帝国的多重矛盾。传统的历史叙述多只着眼对这一时期张、许等人死守睢阳事迹的描绘，但是，张、许与叛军对抗的历史意义，其实却是建立在一个充满着中央政策的变动、玄肃二帝的权力争夺、地方势力与中央的较量，以及前者彼此暗战的矛盾基础之上的。这使得张、许不得不承担起一个本来不应该由他们这样的地方官员来承担的历史责任。而他们在历史上的“忠臣”形象，以及死守睢阳的“英雄”事迹，与其说是由他们个人的忠贞气节所塑造出来的一项功业，还不如说是由复杂的政治矛盾与利益冲突所酿成的一场悲剧。
与为帝国化解第一波河南危机的张、许最终取代河南节度使的位置，成为安史之乱前期河南的主角不同，安史之乱后期与叛军在河南舞台上上演对手戏的，却当仁不让地属于朝命的元帅及其属下部将。肃宗时代河南军政版图的重构与军政要员的调整，以元帅的更替为线索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实质乃是为应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局势。而随着这些变化与调整，河南未来发展的两条基本走势也渐趋明了。一条是在安史之乱中发展壮大的地方军将势力逐渐退出河南。另一条则是以平卢系军阀为主体的河朔军人集团即将成为河南新的主人。随着肃宗朝在河南发挥领导作用的元帅势力在代宗初年的最终瓦解，河南也正式迎来了由平卢系军阀主导大局的时代。
淄青、汴宋、淮西这三个平卢系藩镇在大历前期的发展壮大，以其自立化倾向的不断加强为最堪注意的特点。不过，同样出自河北叛军集团的滑亳节度令狐彰，却在临终前决意彻底改变当镇的这种半独立状态。于是以令狐彰的上表请代为契机，代宗现在在河南找到了一个得以贯彻中央意愿的代言人——永平军。随着大历末期对汴宋李灵曜叛乱的用兵，代宗在瓦解三大平卢系藩镇之一的汴宋镇的同时，也进一步将永平军培植成为一支得与淄青、淮西并列于河南的强势力量。并且，也为未来河南藩镇的分道扬镳埋下了种子。
重树唐廷威望的德宗的即位，以及随后爆发的“四镇之乱”，正式标志着河南藩镇的决裂，同时也为帝国迎来了安史之乱后河南最严重的一波危机。这波危机以运路的大面积受阻与瘫痪为表现。危机的平定影响并改变了唐廷处理与河南藩镇关系的政治理念，一种更为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开始成为唐廷处理河南藩镇问题的指导原则。河南也成为此后的宪宗实现其抑藩振朝事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场合。随着“元和中兴”在河南的实现，以平卢系藩镇瓦解为标志的河南“顺地化”过程就此完成。但在实现了河南政治地理版图的重构后，一波新的政治对抗与社会矛盾也正在河南悄然酝酿。
这一以“骄兵”问题为表征的藩镇军乱，见证了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军政集团从一体化到军队的地方化与节帅的中央化趋势，也预示着地方军人集团的强势崛起。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与发展，最终将把一个地方军人集团推上晚唐河南政治舞台的前沿。而对于未来的赵宋王朝来说，它在继承河南运路优势，并正式将河南升任为它的政治中心的同时，也将把一个在唐代后期才崭露头角的职业军人集团塑造成为它的一个活泼泼的社会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