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知道，刘德信的这支军队并没有帮助解除“襄城之围”，相反，它与哥舒曜、李勉的联军在随后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只能退守汝州。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宗在九月底无奈地诏发关中唯一一支没有被调动的军队奔赴前线，这就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德宗最后才征发泾原兵，当然是知道这支军队向来不太稳定也不叫人放心。果然，十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泾师之变”，将德宗逼离了长安。而李希烈的攻破襄城，也在十月，就在“泾师之变”后不久。墓志所说的“戎帅苍皇自拔”就是指哥舒曜“弃襄城奔洛阳”[132]一事。
至此，我们可以将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的调遣情况通过表2展示出来：
表2 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调遣表
续表
（二）幽陇兵叛乱的问题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将要考察哥舒曜军队逃往洛阳后的情形。据《陈利贞墓志》后段称：
戎帅苍皇自拔，乱不能遏。叛将庭芝谋害之者数四，阴为之制，使不得发。俄而朱泚以关中僭逆，凡幽蓟河陇之卒尝隶于泚，千里之外应之。公与庭芝所统，皆泚之旧也，庭芝果以其众作乱。公之麾下亦带甲而从之，中宵难作，公仗剑当辕门而立，呼曰：“如有过此门者，当杀我而后过。”由是其众定，而庭芝逸。[133]
据此记载看，哥舒曜麾下的士卒在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发生了叛乱，叛乱的主谋墓志称为“庭芝”，而叛乱的部众是庭芝与陈利贞统率的幽陇兵。
墓志所称的“庭芝”，当为两唐书《朱泚传》中的“张廷芝”。关于后者的叛乱，《旧唐书·朱泚传》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以溃卒三千余自襄城而至（京）。[134]
旧传显示，张廷芝叛乱的时间并非如《陈利贞墓志》所云，是军队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而就是在襄城。在张廷芝于襄城叛乱后，他便与另一将领段诚谏率领在河南叛乱不成的“溃卒三千”逃还了关中，投靠了长安的原幽州军统帅朱泚。
不过关于此事，《奉天录》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却与两唐书《朱泚传》有所不同。《奉天录》卷一的记载是：
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河南府属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
这里的“幽陇三千人”当然就是上文的“溃卒三千余”，而且确如《奉天录》所显示的，他们正来自哥舒曜处。但是《奉天录》后半句“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的记载却着实让人奇怪。既然三千幽陇兵是由襄城的哥舒曜处逃归长安的，怎么又会有“救援者行至渑池县”的说法呢？按渑池是河南府的属县，且位于河南府与西面的陕州交接处，而襄城则是河南府东南面的汝州属县。这河南府一西一东的两地相距颇远，如此来说的话，若“幽陇三千人”是得自襄城的哥舒曜处，那么他们与所谓“救援者”就必然不是同一批人。
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将其视为两批人处理的。《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庚戌（六日）”条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归于泚。泚于是自谓众心所归，反谋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
同卷“十月丁巳（十三日）”条又载：
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有众数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