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758）初，在两京得以收复，玄、肃之争也以肃宗的胜利告一段落后，肃宗开始对全国的军政体系进行调整[1]，这一年也成为帝国在乱后确立其新政治格局的开始。河南是此次军政体系调整的重点地区，考虑到两年以来地方军阀逐渐坐大的现实，以及河南即将成为朝廷经营河北的行营所在地，这一年年中，河南开始设置多个节度使辖区。由于这些节镇在很大程度上又同时是为配合战局发展而设置的，因此其建置与节帅人选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的特点。[2]自宋代以来，学者对于包括河南在内的藩镇建置与节帅任命已有相当系统的考证与梳理[3]，但除去由于原始资料的问题导致这些基础性工作仍存在不少错讹外，这些研究或是表地，或是表人，而且均以单一的藩镇为立目对象，因此对于理解建置、人员、藩镇与藩镇间的关系都急剧变化的河南政治形势提供的帮助相当有限。而有关安史之乱后期河南政治形势的研究目前仍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力图将节镇建置调整与人员变化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同时，当原本统辖数十州的河南节度使退出政治舞台后，河南的问题将不再由一个节镇所主导，对所有这些节镇都给予一定的重视，尤其是重视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将成为我们考察的重点所在。[4]另外，安史之乱在此时还没有结束，而河南仍将是与叛军作战的前沿阵地。但与安禄山南下的时期不同，此时的唐廷毕竟已经回到了长安，在与叛军的对峙中不会像叛乱初期那样被动。事实上，回到长安的新政府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制定讨叛策略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河南组建行营。于是我们将发现，这一时期河南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动将与行营的组建和调整有很大的关系，而行营调整的标志就是元帅的任命与更迭。于是，依循着元帅的设置来探讨此时河南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就将成为我们论述的主线。
一、九节度的时代
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第一次调整发生在乾元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如上所说，这年五月，崔光远代替张镐出任河南节度使，而张镐则调任至荆州。与此同时，原荆州长史季广琛被诏赴河南行营会计讨贼事宜。八月，河南方面的战略部署基本完成，这就是《旧唐书·肃宗纪》所载的：
壬寅，以青徐等五州节度使季广琛兼许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兼汴州刺史。以青州刺史许叔冀兼滑州刺史，充青滑六州节度使。
（九月庚午，以）贝州刺史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
庚寅，大举讨安庆绪于相州。命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关内潞州节度使王思礼、淮西襄阳节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豫）节度使季广琛等九节度之师[5]，步骑二十万，以开府鱼朝恩为观军容使。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河南政局的调整明显是针对即将开始的相州之役而进行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即使《实录》这样的原始资料，在关于这一时期河南地区几大节镇领州的记载中就已经存在不小的矛盾。[6]事实上，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统军较辖地更为重要，而分镇是为统军服务的。如以上述许叔冀的情况来说，旧纪既称其为青滑六州节度使，又称其为滑濮节度使。实际上，许的势力范围只是在滑濮一带，甚至可能仅限于滑州，其之所以还被冠以统辖青、密等州的名号，只是说明许此时统辖由青、密诸州抽调赴河南行营讨贼的士兵，这才是滑、濮与青、密、登、莱这两块在地理上毫不接壤的地区会被安在同一个节度使名号下的原因。因此，称许为青滑六州节度使可，称其为滑濮节度使亦可。所以，虽然史料提供的有关这些节度使的名称或辖区的记载也可能存在错误，但我们也大可不必对此作咬文嚼字似的考证或理解，否则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