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叛乱对江淮的影响并非以朝叛较量的形式呈现，而是以玄、肃之争的面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体现玄、肃之争的事件便是“永王李璘之乱”。玄宗、永王、肃宗三者的矛盾是一个随着永王的一路东行渐次展开并逐渐激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士大夫们的选择也呈现出一种纷纭而矛盾的特色。因此在永王事件中，我们很难用一种必然或应然的态度去衡量每一位卷入此事件中的人物的行为。事实上，这些人物吊诡的命运本身就说明，在一个中枢斗争紧张的年代里，个人的选择是一件多么艰难而又难以预料的事情。而这一紧张环境本身又是与更为紧张的安史叛**织在一起的。于是，不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人变得无所适从，甚至简单的“是”“非”判断都可能变得模棱两可。
继“永王之乱”后的“刘展之乱”同样是一起可以以上述思路考察的事件。只是引发后者的冲突主线已从唐廷内部的中枢斗争转向中央与地方军将间的矛盾。刘展本人，以及由此事件牵涉出的李藏用、孙待封等人，他们都是起初没有叛乱之心，而后却一步步被逼上叛乱之路，甚至被诬陷为叛臣的人。其实无论在永王事件还是刘展之乱中，我们发现地方军将本来都是相当活跃和颇具实力的一个群体，如果用于与安史叛军交战，本可以大显身手的，但遗憾的是，这些对上层斗争或中枢心态缺乏了解的将领，最终都被内耗于无谓的闲置或牺牲之中。而由此一并带来的结果，则是河南战局的惨烈与落在江淮社会的无妄之灾。
经过代宗一朝的努力，经济社会获得恢复的江淮终于在德宗初年迎来了一个迅速崛起的时代。伴随着“四镇之乱”的爆发与韩滉的出镇两浙，一改往昔的寡弱与被动面目，新兴的镇海军开始在德宗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起了重要而积极的角色。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镇海军成为唐廷在削藩战争中得以生存并获得胜利的支柱。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使得中央在江淮的危机终于由中枢斗争及中央与两河将领的矛盾，正式转向其与新兴的江淮藩镇本身的较量。德宗对韩滉的妥协以及韩滉形象在历史中的转变就是这种朝藩矛盾的体现。尽管面对江东的强势崛起，德宗在韩滉死后也立即采取了削弱藩镇的措施，不过，贞元朝的政治性格终究还是决定了江东藩镇自韩滉时代以来形成的主动姿态依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一切的改变，只有等到元和时代的来临才会实现，而见证并实践这一改变的，就是李锜之乱。
浙西的军团构成是我们在对李锜事件的讨论中着力关注的一个层面。分析整个事件的过程，我们发现李锜的军事集团由负责护卫节帅及其家属的私兵、驻守各支州的亲信外镇兵，以及层次有别的各牙军集团构成。其中，李锜的随身牙军统帅兵马使张子良是当镇重要的实权人物，当时浙西军队的武力核心乃是张子良所统率的、由来自中原的“徐州兵”所构成的镇海军左厢官健，正是这支军队的临阵倒戈宣告了李锜叛乱的失败。对浙西军团构成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尽管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廷在江淮所遭遇的危机形式和特质各不相同，但在上述种种事件中，将校层，尤其是北来将校却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从永王事件到李锜事件，江淮危机的波及范围及程度正在日益变小，直到唐宪宗“元和中兴”事业在江淮的实现，江淮终于成为一个帝国得以最有效实施其控制力，当然也是整个帝国版图内最稳定的地区。不过，当我们在界定这种控制力的有效性时，我想我们不应该只将目光停留在藩镇节帅或军将这些上层人物身上。事实上，如果就底层社会观之，帝国在江淮的控制力反倒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而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其实也正是唐代后半叶地方权力结构重组的一种表征。而预此之流的江淮自然也不能免俗。只是不同于河南的地方军人集团，在未来的江淮地方权力结构中扮演主角的却是兼具了农、吏、军、商等多重身份的土豪势力。也许正如谷川道雄先生所说的：“看一看唐代后半期民众的动向，就会发现那种与唐代贵族相区别的土豪层所领导的民众的地域集团已在历史上明显出现。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就是宋以后那种新社会的原型。”[1]
[1] [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