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风俗与人心相错位的时代，卢梭的形象无处不在，塑造了法国政治话语的风格，同时又为之塑造。他的言行里有癚妄、狂傲、忧郁、诡辩和浪漫的疯癫，有自然、质朴、美德、平等和民权，他的内心里有启蒙时代用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以及为变革时代的人寻找心理寄托的愿望。矛盾的精神存在于一个人格，又受制于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误读更多。1766—1778年，他身处意见的王国，无法解脱；去世后又进入舆论的法庭，但他始终缺席；革命时代，他在政治话语里复活，却是一个任人摆弄的偶像。王权终结后，法国在百余年里政治意识忽左忽右，卢梭思想的破坏力为人愤恨，公共舆论里出现了双面的卢梭：真诚与虚伪、古典与浪漫、入世与出世、保守与激进、自由与专制、科学与反科学、启蒙与反启蒙、革命与反革命、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法国学者罗兰·巴特说，德国思想家莱辛“在18世纪是个正在完成、却未完成的人，对于自己的时代，他是陌生人”。卢梭的境遇同样如此，他的精神没有凝固于某个事件，而是与时间一起流淌，在现代历史的反复与进退中不断有支持或批判的卢梭观汇入，生命意义的形象为世俗道德、政治运动和偏颇的党派纷争所淹没。卢梭的命运如尼采所说的“有的人是在死后才出生的”，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法国人的世俗政治理想实现了，往日的动乱积淀为历史意义的圆满，他的命运终于尘埃落定。
卢梭生前身后的动**命运关乎法国政治现代化之乱，但这是法兰西民族的命运。专制制度成就一时的辉煌，却堵住了现代化的路，辉煌优雅的仪式下是分裂的民族精神，语言虚浮，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流于虚无。当它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时，卢梭的幻象来了，他在变形，一次次成为革命的导师，但是除旧布新的热望无力打破制度困境，反而旧乱添新乱。有人为此厌恶卢梭，以之为民族精神的耻辱，并想在历史中抹去他的踪迹，但这不现实，所以要接受他的存在，接受那些像他一样在旧制度、启蒙与革命年代里身不由己的孤独者，他们的故事里有风俗制度与人心之乱的源头。
法国现代化之乱是要尽力避免的，但对于法兰西民族，这样的乱有复杂的意义。若没有1789年革命，法国是不是现在的法国，会不会是个安逸平庸的民族，并因此而承受着语言的贫困，不再有力量洞察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现代思想中的启蒙时代会不会黯淡无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对于思考现代人的处境会不会无足轻重，20世纪的思想界是否还有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传奇？1789年革命创造了现代政治话语体系，而这套话语体系背后是人性的舞台，一群人的理想对抗另一群人的顽固，一个人的善良对抗自己的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