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福泽谕吉相遇
我有三本岩波书店袖珍本的《文明论概略》。一本是昭和三十七年的第18次改版发行本(即今天的现行版本)，另一本是战后的仙花纸印刷本，还有一本是昭和十三年的第四次发行本。仙化纸印刷本和第4次发行本都是按原文照印的，没有标点符号。战后的仙花纸版本定价一元五十钱，战前的第四版定价四十钱。
昭和十三年时，我毕业才一年，在东大法学部当助教。那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还在这袖珍本上画了一道一道的线。但关于此书的内容几乎没有印象。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日本到处高唱皇国精神和日本主义，我对那个时代很反感。由于这种反感情绪先行，我对过去日本思想家的著作是不屑一顾的，福泽的著作自然也没读过。直到当了助教，以日本思想史为专业后，才出于职业之需开始研究福泽谕吉，不久便写了一些小文章。如《战中与战后之间》所收的《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和《福泽的秩序与人间》等。因此可以说，我是进入了学者生涯后才开始研究福泽谕吉的。
昭和13年的版本有一个异常的特征，就是在重要的两处作了大幅度的削除。关于被削除的部分及其意义，下面再作说明。昭和六年的第一次发行本我不清楚，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削除的。至少在昭和十三年，我进入学者生活时，世态已变得相当坏。
昭和九年秋，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天皇机关说”的问题。翌年，美浓部达吉先生被告发。虽然起诉缓期了，但美浓部先生辞了贵族院议员的职，在社会上几乎被埋没了。我进入大学时，美浓部先生在东大也已退职，没能听到他的讲义。在二年级期末时，爆发了二·二六事件。事件前夕，美浓部先生在自家被右翼袭击，进了东大医院。为此，崛起部队扬言要袭击东大，校内充满了可怕的气氛。昭和十二年我毕业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昭和六年的九·一八事变发展为全面战争。其翌年，劳农派被一起逮捕。
昭和十二年末，我因患着感冒去滑雪，回京后得了肺炎，为此休学半年。昭和十三年元月，我还患着肺炎发高烧，一天我打开报纸，头条新闻就是“大内、有泽等一起被逮捕”。这就是所谓教授集团事件。
可见，《文明论概略》岩波文库第1版本时的昭和六年与第4版本时的13年，是全然不同的时代。昭和初期，还留有大正民主主义时代的余韵，或者不如说正是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全盛期。
常常听年轻人说，看起来我和桑原武夫他们是同时代人。当我告诉说，我和桑原他们有十年之差，青年们就吃惊。其实反而是我吃惊。不过，正如我们看年轻人时，看不出五年十年之差一样，青年人把我们一概看成“战前派”，其实，当时是一年不同于一年。一年之差背景就大不一样。相差十年，体验完全不同。桑原武夫与中野好夫那代人充分吸收了大正民主主义的空气。而我们这代人，从高中开始就经历反动的军国主义时代。
我在昭和六年，九·一八事变之年进入高中。高中三年级那年，出现了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转向，这就是转向时代的开始。“转向”这个词是那时开始流行的。同在这昭和八年，发生了京大泷川教授事件，还有日本退出国联事件。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是出现剪刀差的一年。亦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的路线渐渐下降，右翼的或国家主义的路线急速上升的时期。 但昭和十三年又与此时完全不同，且昭和十三年如与十六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年相比，仅仅三年之差，其变化还更大。昭和十三年，中日战争事态扩大，日德意结成了防共协定，但还没有军事同盟。议会还存在着复数政党，还未被大政翼赞会统一。世态变迁如此急剧，以至要叙述20世纪30年代的事，必须确认清楚何年何月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