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可称为悲剧性的事物均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领域中活动。
无价值的宇宙中，如严谨的物理力学构思的宇宙中，是无悲剧可言的。
唯独存在着高、低、贵、贱的地方才有悲剧性事件。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美、丑、善、恶及诸如此类的一种价值即为“悲剧性”。不过，人、物、事的悲剧性也许只有通过它们身上附着的价值这个媒介才显现出来。
这就是说，悲剧性始终是以价值和价值关系为支点和基础的。而在此领域中，又只有价值载体不断运动，相互作用的所在，才产生悲剧性。
在静止的价值世界中可能存在着愉悦、悲哀、崇高和庄严——但是决不会有悲剧。悲剧性只在价值运动的领域中露面；悲剧性露面之际，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事物发生、形成、消失、灭亡的时间实乃悲剧性出现的条件之一。
跟席勒的见解相悖，在纯粹的空间中存在着某些崇高性，但是决无悲剧性。无空间的世界中或许还会有悲剧，但是无时间的世界中谈不上有悲剧。因此，就其本义而言，“悲剧性”始终是对行动和忍受中的一种有效性的定义。悲剧性的“性格”之所以如此，也只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对悲剧性行动和悲剧性忍受的敏感倾向；“境遇”、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峙、引起冲突行为的“关系”也只有在浸润充斥了这种有效性时才是悲剧性的。不过，悲剧性要出现，这种有效性必须有一固定方向，有一在被察觉、被感受的事物中显露出来的方向，即处于某一高度的积极价值遭到毁灭的方向。使其毁灭的力量不能毫无价值，它本身也必须体现一种积极价值。
如果悲剧性现象出现，那么一种价值无论如何必然毁灭。当然在人的范畴内这并不一定指人生命的终结。不过，人内心至少得有什么遭到毁灭，诸如计划、意志、力量、财富、信仰。但是，悲剧性并非这种毁灭本身，而是另外一个某种较低价值或同样积极价值的载体所起作用的方向——毁灭作用。后者决不可能是较高价值的载体。倘若善人征服了恶徒，高贵者挫败了卑贱者，那就永远不会出现悲剧现象。这时，道德的掌声排斥了悲剧性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起毁灭作用的力量本身不仅必须载有价值，而且必须载有高的、积极的价值。（这里所谓积极的价值系指善相对于恶、好相对于坏、美相对于丑所具有的价值。所有的价值——假使不考虑其“高”、“低”等级均有这种特有的对立性和二元性。）这就是说，悲剧性现象是受下列条件制约的：毁灭更高积极价值的力量本身来源于积极价值的载体，当同样高的价值“天生注定”一般相互消耗、相互扬弃时，悲剧性现象便最为粹而不杂、轮廓鲜明。某些悲剧中不仅谁都“有理”，而且置身斗争中的每个人物、每股力量都代表着同样崇高的权利，或者都拥有和履行着同样崇高的义务。这类悲剧也是悲剧性现象最有效的媒介。倘若相当高积极价值的载体，如善人和正义者从外部挫败了一种地地道道的恶和丑，那么悲剧性转眼之间就会变为地地道道的无意义和非理性了，悲剧性的怜悯——这种怜悯无论达到何种深度都不允许导致痛苦和激动，而必须始终保持某种精神上的冷静和安宁——也被痛苦的激动取而代之了。
由此可见：悲剧性首先是相当高的积极价值的载体（如处于同一婚姻、同一家庭或同一国家的若干贤德高位者）之间爆发的矛盾：悲剧性是在积极价值及其载体内部起支配作用的“冲突”。所以，悲剧作家的高超艺术主要表现在将卷入斗争旋涡的每一派别的价值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将每个人物的内在权利详尽清晰地遣上笔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