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与动物有血缘关系——有机生物泱泱大国中生命浪涛起伏相连——在这一事实面前，各种派别分为两大阵营。我分别称之为伤感的醉态浪漫主义者和反动的民主主义者。他们都打算以某种方式抹杀这一朴素的事实。伤感的浪漫主义者宣称：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的。反动的民主主义者则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除了活动自如的拇指、颌间骨之外，所有“带有人状”的东西也具有一种“理智心灵”，而这“理智心灵”不可能由动物发展而来。
还有比这些针锋相对的看法更荒唐的吗？
严肃的自然博物研究仅仅揭示了这一点：人（即自然人）是一种动物，一条窄小的支路；脊椎动物，这里指灵长目动物的生命选择了这一狭径。人根本没有“发展”到脱离动物世界，人过去是、现在是，并永远将是动物。至于寻神者及其本质称谓——这是一类全新的本质、一个“个人”组成的王国，这个王国跟颜色、数字、空间、时间及其他真正本质一样，压根儿不曾“发展”过。这个王国在某几点上向生命世界敞开，在此呈现出来。同样，自然人也不是由动物“发展”而来，因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动物，某些特征可能使得博物学家们将人作为新的本质与全部动物对立起来，就像人们将植物与全部动物，而不是仅与较高级动物世界中的小小一隅（这是指灵长目动物，弗里登塔尔通过接种确定了灵长目动物和“人”的血缘关系）对立起来一样。可是这些特征究竟在何处呢？是哪种可笑的妄自尊大驱使海克尔[1]先生认为他的躯体、他的“联想中枢”迥然不同于动物的躯体、动物的心灵呢？是哪种妄自尊大迷住了他的心窍，使他以为自己“发展”到了脱离动物世界，以为自己完全可以以某种方式“回顾”动物世界这个“已被克服的立足点”呢？不，导致这个公式的并非妄自尊大，而只是可怜的嫉恨。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存在着一种人的观念，依照这种观念，人是一种与所有自然在本质上迥异的事物制度的出现露面的地点，这一事物制度就是精神、文化和宗教！人们诱发这一观念，宛如一位糟糕的魔术师突然诱发从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获得的“人”的概念，然而，后一概念也并非完整肯定的。假如人们肯定地表述这一概念，那么当然是这样：“人”是较为高级的脊椎动物门中的小小一隅。然而，人们却坚持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人的定义界划只有在文化价值和上帝观念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又以最令人作呕的方式将这一人的观念与人的自然概念糅为一体。接着，这个面目可憎的阴阳儿又成了据称是从动物界发展而来的逻辑主体。人们不是（以中国方式）根据动物的高贵后嗣（和我们）追认“动物”的高贵地位，不是视它为一种世界领域（寻神者的行动在某一阶段上在这世界领域里取得突破）；这样，他们便将人（作为创立文化者和寻神者的人）“贬值”了。如果从前的人将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归溯到上帝，就会被说成是“妄自尊大”、“自大狂”。然而持此意见者并未意识到，妄自尊大和自大狂正是在下列做法里表现出来的：全不考虑上帝，只是冒昧地以某种方式使自己完全与动物相对立，继而认为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比动物“更高一等”，而不是作出这样的结论：人是动物，是病态的、“迷了路”的动物。
撇开这种极端的误入歧途不谈，按照克拉奇[2]思想丰富的论著，人这种动物和其他动物分手的道路也与现代生物学界中我们的英国“进化派”走过的道路判然不同。并非对生活状况的随时适应，并非生存竞争，恰恰相反，是保持脊椎动物的部分最古老的特点（如手有五指）和拒绝适应（如拒绝适应爬树，较为高级的猴子就是因为攀援树木而失去它们原来人状的手）构成了这条路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