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所有的悲剧性也都是悲哀的，而且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悲哀。作为命运，作为事件的悲剧性本身与悲哀性品质[1]瓜蔓株连（另外在山水风景、面部表情中也可能存在这种品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悲剧性也在人们的感情中勾起悲哀，使人们的心灵悲哀不已。
但是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并非所有的悲哀性和使人悲哀不已的事物都具备悲剧性质。世人魂归西天，这种事本身是悲哀的，常常也使死者亲友心情悲哀；然而确实不是所有的死亡事件都带有悲剧性。有时我们不经考察价值，纯粹顾及现状而胸中顿生悲哀之情；有时我们“为……而悲哀”——这种悲哀缘起情感运动，我们体验了这种应此事件内涵的要求而生的情感运动，而这种情感运动并不使我们联系到我们个人的愿望和目的，而只是作为纯粹实际价值的要求而问世的。如果暂不考虑第一种单单顾及现状的悲哀，而只着眼于第二种“为……而悲哀”，那么悲剧性的悲哀就还有一种双重性质，一种深深扎根于悲剧性悲哀及其对象之中的双重性质。
首先，悲哀具有一种特殊的纯洁性，它与一切“激动”、“愤怒”、“指责”无关，也与一切随之俱来的、诸如“本来可以不如此结局”的愿望无关。宁静的伟大，非凡的安宁和沉着是它的特征。
只要意外事件还能使我们的意志活动兴奋起来，只要意外事件——如果它已发生并导致了灾难——还能在某处显示出一种促人干预介入、努力扭转灾难局面的可能性，那么悲剧性悲哀的特有色彩就不会呈露出来。
因此悲剧性悲哀还具有一种冷静。这种冷静使它与一切特殊的自我悲哀，即源于自我而被体验的“为……悲哀”之间泾渭分明。它应在此显出“悲剧性”的形象和事件的要求，由外部而来，穿越我们的心灵。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尤其擅长将悲哀的这种色彩几乎不搀一点杂质地表现出来。
悲剧性悲哀的这两种色彩的基础是悲剧性的双重本质特征（关于这种双重特征下文还将述及）：（1）示范性。个体的，拘囿于自身的悲剧性事件小中见大地体现了我们世界的一种本质特征。（2）不可避免性。世界毁灭的“不可避免性”直接出现，囊括了一切悲剧性。
我们总是超越每个真正的悲剧性事件，隐隐约约地眺望那些经久不变的，偕世界本质同在的，使“这些”[2]成为可能的因素、关系、力量。这就是说，在悲剧性事件中我们直接地——不假思索，未作任何抽象的或其他方式的“说明”——和某种世界性质迎面相遇。这种世界性质只是暂时地将我们和悲剧性事件联系在一起，而这联系不是经由对悲剧性事件沿波讨源的推论，而是在悲剧性事件本身中建立的。但是，这种世界性质同悲剧性事件的各个真实部分和因果要素、同诸事物状况的邂逅相遇无依赖关系，它以一种预感看法的形式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因此，悲哀——我这里是指那种客观的、萦绕着悲剧性事件始末的悲哀——具备一种特有的深度（类似空间深度的“深度”）和一种不可预见性，从而和一切因明确限定的事件而发的悲哀泾渭分明。悲哀获得这种深度是由于悲剧性之“对象”始终具有双重意义：（1）我们面前的事件；（2）事件只是示范地说明本质上的世界结构，只是后者的一个“例子”而已。悲哀逾越事件本身，流向几乎广袤无垠的未定的遥远天空。这不是一般的、可以用概念来规定的、任凭发生何种悲剧性事件依然故我的世界结构。它永远是不一般的、个体的、独特的，尽管如此，它还是世界结构本身。悲剧性的较为遥远的对象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一个“使这些成为可能的世界”。这个“世界”本身也被悲哀性的微光环拱着，我们在悲剧性中观察到事物的这种不可预见的、与事物如影随形的模糊表层，唯有在这表层上限定的事件和命运才较为鲜明地凸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