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育青译
本文不拟论述任何描写悲剧性的艺术形式。虽然观察一下现存的各种悲剧形式对了解什么是悲剧性大有裨益，但是悲剧性现象却并非首先来自艺术表现本身。确切地说，悲剧性系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要素。不说别的，光是艺术表现和悲剧作家掌握的素材中就必然包含着这种要素的内核。要判断什么是真正的悲剧，那么首先必须尽可能目光专注地审视这种现象。再者，悲剧性是否主要是一种“审美”现象，也是大可怀疑的。我们在生活历史中不是三天两头地、不持任何审美观点地议论悲剧性事件和悲剧性命运吗？悲剧性对我们的感情起着何种纯粹的作用，我们何以能够“欣赏”形诸艺术的悲剧性，所有此类问题也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之所以对此略而不谈，是因为这一切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悲剧性。那种司空见惯的“心理”观察法试图从调查悲剧性事件的观众或目击者的体验出发，发现并描写“客观条件”，即诱发体验的刺激因素。与其说这种方法阐明了问题，毋宁说它没有触及问题。[2]它仅仅回答了悲剧性是如何起作用的，却没能揭示究竟什么是悲剧性。“悲剧性”首先是我们在各种事件、命运和性格等本身觉察到的一种特征，这些事件、命运和性格的意义就是其存在。悲剧性特征是从上述这些存在本身散逸出来的一股浓重而清凉的气息，是辉映着它们的一株暗淡的微光。在这株微光中某种性质逐渐呈现出其轮廓，这种性质是属于世界的，而不是属于我们的自我、自我的感情及自我对怜悯和恐惧的体验的。观赏者目击悲剧性现象，感受这股源自上述存在的浓重而清凉的气息，凝视这丝在“悲剧英雄”头顶萦绕的微光，此时他内心的活动如何是与他是否能够理解这种以特有方式象征着某种世界性质的现象毫不相干的。有些人，其中甚至不乏伟人，面对悲剧性犹如全盲或半盲，例如拉斐尔、歌德、梅特林克。[3]如果要描绘这类体验，无论如何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悲剧性。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类体验远比悲剧性本身富于变化。一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在作者的时代和在今天唤起的感情无疑是迥然不同的，而其中的悲剧性则是不论何年何月均可被人理解领会的。
不过也许应该把观众目击悲剧性冲突时的体验同理解悲剧性的各种精神活动，同我们内心赖以领悟悲剧性的注视方向和感觉方向区分开来。后两者系悲剧性体验理论的研究对象。这个理论的任务不是描述悲剧性在心灵上起何作用。第一个问题接近于探讨悲剧性的本质及其本质上的出现条件的问题，两个问题不可截然分开。
那么该如何着手呢？将形形色色的悲剧性例子，即人们声称从中获得悲剧性印象的事件搜罗集中起来，然后进行归纳，考察这堆事例之间有何“共同点”吗？这或许是一种可以借助于实验手段来提高成效的归纳法。然而，当悲剧性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时，这种方法恐怕还不及观察自我法。因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别人的话，相信他们称为悲剧性的东西确是悲剧性呢？表决结果无疑不能解决问题。要是我们自己对什么是悲剧性一无所知，那么凭什么去判断谁言之有理，谁大谬不然？退一步说，假使我们心中有底，搜罗集中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确实可以被称为“悲剧性”的事件，又能找出什么“共同点”来支撑这个判断呢？充其量一个共同点：这堆事例都被称为悲剧性。
所有的归纳法均以此为前提：已知或已感觉到什么是悲剧性；不是了解哪些事物是悲剧性的，而是弄清什么是悲剧“性”本身，什么是悲剧性的“本质”。
我们以其他方式着手。可能的例子（还有其他人的见解）不应该作为我们运用归纳法来抽象出悲剧性概念的资料；而只是提供了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它们考察“悲剧性”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方向，考察何种现象满足了这个意义（不管谁使用了这个词，是何意图），考察这种现象通过何种体验而产生。对我们来说，这些例子并非附有悲剧性（像附有某种性质一样）的事实；它们只是寓有悲剧性的本质上的出现条件而已，它们促使我们去寻找发现这些条件并在其中窥得悲剧性本身。这里关键不是证明，而是使人看见，是展示。
另外还应避免将作为现象的悲剧性本身和各种对悲剧性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的及其他思辨的说明等量齐观。悲剧性并非对世界及世间万物进行“说明”的结果，而是一种固定、深刻的印象。某些事物唤起了它，人们又对它作出各种大相径庭的“说明”来。仅根据这一点，梅特林克及其他类似的理论便大错特错了。按照梅特林克提出的理论（其实这是一切坚定不移的唯理主义和泛神主义的理论），悲剧性不过是错误地以永恒性的意义说明世界的结果；甚至基于野蛮时代的感受方式及其**不羁的**的余波；或者是人们面对世上种种缺陷不是“尚”无治世良策或力挽狂澜的圣贤（正像梅特林克所说：人们束手无策是由于“近旁没有圣贤”），因此油然而生的一种惊愕之情，等等。梅特林克等人的理论没有说明，而是否定了悲剧性的本质，这有利于它们对世界的说明，有利于那些大概忘了如何发现悲剧性的时代。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对世界的说明实属荒唐，因为其中悲剧性这个确凿不移的事实无一席之地；此外，无力发现悲剧性的时代是渺小的。
对悲剧性的形而上学说明是颇为有趣的。然而现象本身却乃说明现象的前提。某些形而上学者，如哈特曼（）将上帝也变成了悲剧英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悲剧性仅仅位于事物的表面，在所有的悲剧后面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和谐，所有的悲剧性都消融在此和谐之中。但是，不管悲剧性命运的源泉在何方喷涌，是位于存在的最深处，抑或只在人的**和不安中，要对此有所知晓，前提依然是：何为悲剧性？
一切“说明”都在无情的最终事实面前撞得粉碎，后者无声地嘲弄前者。
并非仅仅在谈到悲剧性时才有必要以事实来回答时代灵活的理性。
[1] 选自《舍勒全集》卷三。——编注
[2] 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定义（“唤起悲悯和畏惧之情的”是悲剧性）亦属此列。
[3] 参见梅特林克《明智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