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人们日渐以为是因为出现男子气的女人类型（如所有时装行家所肯定的，这种类型的女人在女性服装时尚的变化过程中也显著表明自己在仿穿为男性身材特定的服装）的现象；但应当为此负责的远不只是这种因工业制度的选择倾向而加剧的非女性化之原因的后果，还有政治性和社会性女性运动参加者的劳动和女性的“政治化”，以及学校教育（尤其在英国）：由于学校教育，年轻女孩日渐从家庭中解脱出来，由于让女孩的学习计划适应男青年的教育机构的学习计划，由于施教的女教师本身就具有强烈男子气，女孩子们的名利心被唤醒并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为强烈。因为，要指望从反对这一仅为征候的斗争中获得一种本质上的改善，就错了。这一解释之正确得到下述事实的支持：现代女性的非女性化现象和她们不大符合理想生育能力的特点，都绝不是女性从事经济活动、放弃了她们的所谓“天然职业”的结果。
就事而论，以为女性之职是当家庭妇女和母亲，她们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体现了一种历史上崭新的现象，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历史的误识。在许多未开化民族那里，女性正是劳动牲口；如果且不看这些民族中的诸关系，那么，女性在最为广泛的范围内早就是农业上的一把好手，比如在德国就是这样。而且，在今天，从统计数字来看，在巴伐利亚——多半的农业劳动力还来自农业人口中的女性。因而，在工业不甚发达的民族地区或民族分支地区，比如在南部巴伐利亚，就根本没有出现男子气的女性类型的倾向。无论哪里，社会的劳动需求只要不是从其内在本性出发去要求具有更为严格的合理性、计算、数字化等特殊的“男性”特点，也不要求一种很少能与女人天性相一致的连续活动，那么，事实上，女性从物质考虑出发更为自由地择偶或挑选恋人，从而使自己更加轻松地随自己心意，则日益加强的经济独立性只会增加一种理想的生育能力和繁殖能力的机会。“女性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其个别形式差别显著的总体运动（其肇因之一为，如人们通常强调的，女性被劳动手段赶出家庭而进入工厂），这一运动最终将对国民的生育能力关系产生影响，不过，这看来首先取决于：我们那些基于男性特有的价值、理念和能力的文化劳动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因女性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参与控制的这一运动的徐缓进展而发生变化；其次取决于：通过这一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形成女性特有的劳动需求（即对女性特有力量的劳动需求），这一需求把上述危险的工业制茺的选择倾向抬高为男子气的女性类型，并且，为取代这种女性类型，还在创造另一选择倾向，其目标所指，正是要使更为纯粹的女性类型也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长久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