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官有说过这话吗？”张长庚阴恻恻的一笑，周培公的想法本质上还是猎人和老虎赛跑，而在张长庚看来，除了赛跑以外，这还会是一种捆绑。通邓一事当然还是要尽可能地隐瞒，若是两江参与进来，那他们也得帮湖广这里隐瞒，从此湖广总督就不是孤军奋战。而且若是长江流域的地方官都采用这种策略的话，朝廷不但不会震怒大范围给予最严厉的处置，还可能进行反思：“打个比方，本官听说有一个县官为了保住城池行贿虁东贼，那本官肯定会严惩不贷，如果有一个府这么做，那本官多半还会问罪，但也会斟酌一下，想想到底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是不是敌人势力强大，知府虽然行贿了，但并不打算投贼，而且保住了城池，这里面的功过利弊到底该如何权衡；要是好几个府都这么做，那本官绝不会急着追究，而是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这么多府县都被迫服软。”
若是江南大面积通邓一事最后没能瞒住，爆发出来以后，张长庚相信清廷在震惊之后，也会意识到邓名实际是在利用北京的力量威胁南方的地方官：“等朝廷明白过来以后，不但会大事化小，说不定还会修改失土即死罪的律法。制定这律法的本意是为了对付永历的，他们专注于夺取土地，朝廷也必须针锋相对；而邓名和永历完全不同，善于取巧，那办法自然也就需要变一变。”
如果北京的政策变得灵活，张长庚觉得自己的手脚也就不再被绑得严严实实了，如果武昌不再是张长庚的死穴，那他认为自己对邓名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可以换一副腔调说话了。
“下官明白了。”周培公一点就透：“那下官这就去做准备，去江宁帮助将巡抚。”
“好，不过这事终归还要朝廷点头，等朝廷下令让湖广派出援兵协剿，你就该动身出发了。”
“遵命。”
周培公恭敬地告辞退下，湖广总督却没有立刻离开座椅，而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自从出仕清朝以来，张长庚从来都本份地替朝廷效力，老老实实地给皇帝打工，除了自己该得的那一份例钱外从来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直到部下谋杀胡全才的那一天之前，张长庚从来没有动过从朝廷手中抢夺权利的念头，那天他本来也是打算继续服从胡全才的命令、听天由命的。
可在那天之后，张长庚的仕途就变得与之前完全不同了，清廷长时间的无暇西顾，这一年来湖广总督衙门可谓一手遮天，张成功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插亲信、培植党羽，虽然常常处于邓名的军事压力下，当他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权利。
而邓名的行动同样让张长庚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即使是狡诈勇猛如邓名，也需要客客气气地和自己讨价还价。邓名越是节制地使用武力和威胁，张长庚就越能感到对方对自己掌握的权利的需要和依赖，这种感觉与日俱增，但在蒋国柱送来书信前却没有觉醒。
当看到蒋国柱的书信后，张长庚才猛醒过来，湖广总督衙门的权利已经不完全属于清廷所有，而正在变成他的私有财产，不但邓名依赖他，代理两江总督的蒋国柱同样有求于这股权利。甚至北京的清廷，也会需要张长庚的权利——他不再是单纯的清廷在湖广皇权的代理人。
“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我熟读史书，按理说皇明混一海宇三百年，后面该有个多则二百年、少则百年的诸侯割据才对啊，大清这么快就一统海内了，这明明不合道理嘛。”张长庚可以看到衙门前的肃立的士兵，在胡全才时代，若是巡按求见，总督也无法拒不相见；不用说巡抚这样的高官，就是知府的任免也不是胡全才说了算，而是朝廷的授意。但最近这半年来，巡按再也没有在张长庚面前说三道四的资格，湖广总督的任命朝廷一概背书，周培公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武昌知府的任命朝廷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现在就是张长庚想保举他当湖北巡抚，想必朝廷也不会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