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任堂还笑称，善于乔装打扮的邓名定下这种政策，简直就是在责备自己以往的行为，而邓名答道：“若是我在昆明被识破，你以为吴三桂会放我一条活路吗？”
这次与明军对垒的漕工武装，正是邓名口中更危险的敌人，不过他并没有严厉处置这些俘虏的打算，因为对方对明军没有形成什么威胁；而且通过对漕头的审问，邓名觉得他们被清廷利用的成份居大，所以就宽大为怀一概释放了。
听到武保平、姜楠等人的报告后，邓名只是摇头：“漕工持械对抗我军，自然是敌军无疑，但河岸两侧的百姓并不一定都是敌人，因为十几个士兵被石头丢中，就放火烧了上千民居，似乎有些反应过度了。”
“可是，”拍回来的使者替右翼的几位上尉争辩道：“提督明鉴，说不定这是清军的试探，若是我们掉以轻心他们就会把战兵、弓箭手、甚至大炮派到这些民房中，对我军发动袭击。”
邓名也知道右翼的部队兵力稀少，若是侧翼和后路上有成片阻挡他们视野、可供大量清军隐蔽的民居的话，他们会心中不安。若是明军兵力充足，可以派出足够的哨探组成警戒线，或许姜楠他们还不会如此行事，但现在他们兵力不足所以只有把房子都一烧了之才能安心。
“所以我没有说他们做的不对，不过他们或许能有更好的办法。”
在这个时代，大概只有张煌言的军队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在军队和百姓的利益冲突中，张煌言坚定不移地站在百姓而不是他的军队一边，上次邓名听说过的因为几分银子就杀军士一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即使舟山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张煌言也从来不允许手下掠夺沿海百姓，不强买强卖——即使是军纪较好的虁东军，拉丁征粮也是难以避免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张煌言的实力一直相当有限，追随张煌言的也大都是真正的志士。不过就算是志士，也希望获得更好一些的对待，邓名在池州赦免那个士兵一事就让浙兵很满意；尽管邓名军中大半是以前的浙兵，但对他优先保护军队利益一事也毫无抵触情绪——就连任堂，在军队中呆久了之后，也变得和在舟山时完全不同，自然而然地开始从军人的角度去看问题。
郑成功和张煌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上次的南京之战中，郑成功的闽军就有大量的掳掠行为，比虁东军的军纪还要差不少。部下掠夺民财的行为，郑成功从来没有给予过严厉处分，在他看来这些士兵都是提着脑袋来帮他实现中兴大明的事业的好汉，和他们相比，这些满清统治区的百姓对郑成功的价值要小很多。邓名甚至听说过郑军有谋财害命的行为，张煌言也曾当着邓名的面指责过郑成功，称丧失民心是导致南京战败的原因之一。但郑成功矢口否认，说闽军杀的人都是同情清廷的富户和缙绅，绝非是因为他们的家产，对于张煌言的指责，郑成功也愤怒地反驳说，军心涣散才是南京失利的唯一原因，民心当年不能阻挡满清南下，现在也不会导致闽军失利。
邓名自问学不来张煌言的本事，不过也不打算想郑成功那样地偏袒军队。
“我们这次不打算光复江北，但以后肯定要收复这里，漕工暂时不会是朝廷的属民，但迟早会是我们的一家人。为了军队的安全有必要使用武力，但应注意尺度，姜上尉做得很好，知道不滥烧，只是清除距离河面五十步以内的、可供敌人隐蔽的工事。”邓名首先给姜楠的行为定下基调，然后进一步说道：“不过我以为，姜上尉可以做的更好一些，要知道现在漕工完全没有斗志，一触即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和我军拼死作战的斗志。虽然清军企图用银子收买漕工对抗我军，但漕工也不是傻子，知道命丢了有银子也没有命花了，我们最好不要激起他们对我军的仇视。回去对姜上尉他们说，要向沿河的百姓宣传，所有他们被烧毁的房子我——长江提督邓名都会赔偿，一间茅屋值不了几两银子吧？就算十两好了，我加倍赔偿他们，每个房子被烧的人我都给他们二十两银子的安家费，再加五两银子的食物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