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朱仙镇、郏县，这些近年来的着名大战都是军事训练课中反复提及的战例，在座的明军军官大都上了半年左右的文化课，对战斗的过程相当熟悉。
“和松山之战一样，我们的水师会在夜间突然撤离，然后各队举火离开营地。事出突然，李国英的胆子还未必有洪太那么大，他多半不敢立刻追击。但他迟早会感觉出不对，等天明后发现船只和我的旗号不见了，就会明白过来。这时他的侦骑也会向他报告，说撤出营地的我军全无旗号引导，建制溃散。”
邓名认为最迟到这时，李国英就会发动全军追击。而如果明军能够在清军抵达前恢复秩序，就赢得了一个局面有利的遭遇战机会。
“现在还不能对士兵们讲，不过迟早他们都会知道我们的军事计划。在撤退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掉队，每一个士兵都必须明白，我们的胜利、全军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诱敌的成败，他们必须要尽可能久地保密。如果他们在被俘后主动向清军吐露了我们的军事计划，那就等于在谋杀他的同袍。”
向全军通报军事计划会有很大的好处，免得士兵真的以为邓名弃军潜逃了，以致军心溃散不可收拾。但这同样会给明军带来计划泄露的巨大风险。
两害相权取其轻，邓名还是决定在战前向士兵们通报真实意图，现在他说的话也是对在座军官们的警告：“在座的诸君，我知道你们都有朋友，都有绝对信得过的属下，但在我下令通报全军前，任何人都不能泄露计划，任何泄露都会增大我军失败的危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就是在谋杀我军的全体将士。”
把全部计划通报完毕，邓名给军官们一些时间思考，然后开始让他们提问题。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被提出来，若是邓名已经考虑过的，就拿出答案与大家分享；若是邓名还没有想好的，就让全体一起讨论。
有人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贵州的俘虏怎么办？”
没有人相信贵州的俘虏能够像舟山的义勇兵一样保守秘密。
“这就是我说暂时不能泄露计划的原因。”邓名答道。
但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让部下们满意，迟早俘虏们都会知道。
“是的，当我军开始撤退的时候，这些贵州的百姓肯定会听到一些风声，就算士兵人人守口如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们也能看出一些异常。要是他们向清军报告，必然会引起李国英的警惕。”邓名对这种疑虑并不是没有预料，实际上他的卫士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俗话说，死人的嘴是最严的，如果我把这些贵州百姓都坑了，就不担心他们泄密了。”
有些浙江军官心里已经在转这个念头，但被邓名点破后，这些人就没有出声接话。
“幸好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水师把这一万贵州百姓都运走，我们的水师虽然运不走全部的军队，但是一万人还是挤得下的。”邓名对在座的军官们说道：“与其说这些贵州人是俘虏，我更愿意把他们视为被清军劫持的百姓，而我们至少现在还是军人，有时候，军人需要为百姓断后，需要留下和同袍同生共死，这样，当他退伍后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俸禄。”
“如果这样办的话，”又有一个军官说道：“若是李国英发现贵州百姓居然都没有逃回去向他投降，不会感到奇怪吗？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不会把贵州的百姓用船送走吧。”
“如果他能平心静气地想上一天，就像他在重庆时那样时间充裕，他或许会起疑，不过我觉得他这次应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来想；而且就算起疑，难道他会为了根本不重视的贵州百姓，就不追杀我们的溃军吗？他废了这么大气力，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么？”
制定了分批去熟悉道路地形的时间表后，邓名宣布散会。
回到自己的中军帐后，他立刻提笔给李国英写挑战书。袁宗第曾经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李国英和其他人被追赶时的窘况，在袁宗第看来，徒劳无益地尝试向敌军挑战，就是崩溃的先兆。
……
发现明军停下脚步后，李国英立刻命令清军止步，与明军相隔数里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