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政哲那句带着明显指向性的质问落下后，办公室里陷入了比之前更深、更令人窒息的死寂。
站着的三位警官，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得更轻，仿佛生怕一点点多余的声响都会引火烧身。
在他们这些常年与各种案件打交道的人听来，朱市长这句话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赵大兴已死，罪责，如果一定要有，也只能归于一个醉鬼和一场意外。
但一位刚刚痛失爱子的父亲，尤其还是一位手握权柄的父亲，他的悲痛与怒火必须有一个宣泄的出口。一个死去的、无足轻重的小安全员显然不够分量。
那么，当晚与朱良玉有过“不愉快”接触，甚至可能“激怒”或“拒绝”了朱良玉某些要求的“甘霖食品”和王文，就成了一个现成的、合乎情理的迁怒目标。
虽然从现有的、严谨的证据链来看，这家新成立的公司根本不具备任何作案动机和能力，甚至连时间线都对不上。
但在此时此地，在副市长明显需要找一个“责任关联方”来承载丧子之痛和权威受损的怒火时，逻辑和证据有时候需要让位于“需要”。
没人敢在这时站出来，为一家毫无背景的小公司“开脱”或辩解。
那不是勇气，那是愚蠢。
朱政哲也没有再逼迫他们回答。他沉默了片刻，缓缓从椅子上站起身，步履略显沉重地走到那扇宽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办公室里的所有人。
他的背影挺直，却透着一股深沉的疲惫和某种孤绝。
阳光透过玻璃，给他周身勾勒出一圈模糊的光晕，却照不进他此刻的内心。
半晌，他才淡淡地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仿佛只是交代一件寻常公务：
“下去查吧。”
三个字，轻飘飘的，却让身后的老周等人心头一凛。他们听懂了弦外之音——“下去”，意思是继续深入，不仅要查车祸本身，更要“查”与车祸看似无关、却又被市长特意点名的“甘霖食品”和那个王文。
怎么查？查到什么程度？这其中的分寸，就需要他们自己去揣摩了。
显然，朱市长对目前这个“纯意外”的结论，并不完全“满意”，或者说，他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填补内心那份无处安放的愤怒和痛苦。
“是，朱市长，我们一定深入调查，尽快给您一个更详细的报告。”周岩立刻立正，沉声应道，语气里的“深入”二字，咬得格外清晰。
三人敬礼，悄然退出了办公室，轻轻带上了厚重的木门。
走廊里，三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和一丝隐晦的同情。
他们知道，接下来一段时间，“甘霖食品”恐怕要不得安宁了。各种名目的检查、约谈、甚至更麻烦的事情，可能会接踵而至。
这无关对错，只怪这家新公司运气太差，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和朱市长的儿子扯上了干系，哪怕只是吃了一顿饭。
办公室里重新恢复了寂静。
朱政哲依旧站在窗前，目光没有焦点地投向远处天边缓慢移动的云絮。
阳光有些刺眼，他却觉得浑身发冷。良久，他抬起手，揉了揉发胀的眉心，一声极其沉重、仿佛从肺腑最深处挤压出来的叹息，溢出了唇边。
“良玉啊……”他低声呢喃，声音里是只有独处时才敢流露的、属于一个普通父亲的悲痛和无力，
“你既然……看上了那家公司，想要……”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眼神变得有些空茫而偏执，
“爸……就把那家公司的营业执照……烧了给你。你在地下……也当个小老板，别再……别再胡闹了……”
这话语近乎梦呓，充满了失去理智的悲伤和一种扭曲的补偿心理。
他似乎想通过“毁掉”儿子生前觊觎而未得的东西，来告慰亡灵，也来平息自己心中那份复杂的愧悔与愤怒。
又过了半晌，他用力搓了搓脸，深吸几口气。脸上的悲戚和偏执慢慢收敛，重新被一种惯常的、属于官员的沉稳和克制所覆盖。
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有他的仕途，他的事业，他另外的家庭和孩子，他还有很多很多……
不能因为一个不成器的儿子的意外，就放弃这一切。他必须尽快从这场悲剧中走出来，至少，表面上要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