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史家的思想与史作无不打上阶级和时代的烙印。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极为复杂，斗争激烈，士族地主专权用事，这一切都给当时史学以重大的影响；加之史家有德才识高下之别，史作有质量优劣之差，故史家的是是非非也不绝于书。从陈寿到范晔，从崔浩到魏收，其人其书，世论纷纭。有因违背封建礼教而受人指斥者，有因著史“索贿”而遭人诟詈者，还有因“谋反”罪或“国史案”罹不测之祸而为人们替之申冤鸣曲者。至于他们的史作，更屡受世人的指责非难，轻者斥之评论人物褒贬不公，好曲笔而多回护，重者诬其书为“秽史”，一文不值。其时史家是非之多，所受责难之甚，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弄清这些是是非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一、陈寿生前身后是非多
陈寿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后世对其人其书多持肯定态度，且评价甚高，然其命途多舛，生前便遭受种种责难。《晋书》本传载时人对他贬议最甚者莫过二事：一是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女送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二是其母病逝，遵母遗嘱葬之洛阳，“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观此二事，陈寿并无过错，仅遵母亲遗志去做，更是一个大孝子。然因其不阿权贵的刚直性格和出色的才能而招致物议，横受打击，这不过是晋初荀勖等权臣出于对陈寿的忌恨，及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们的无理取闹罢了，不值一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