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佛教传译活跃发达 河西作为内地与西域陆上通道的必经之地，东来西往的僧人络绎不绝，驻锡停留，宣讲教义，日久天长，遂成影响。“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27]正说明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活跃，而佛经的译述则更为可观。敦煌高僧竺法护于西晋初由西域返回，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永嘉之乱后，又由长安避乱河西，所译诸经也都随携凉土。竺法护的译经活动中有两次是在河西进行的。一次是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译了从罽宾带回的《修行道地经》和从龟兹带回的《不转退法轮经》；另一次是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法印经》。前凉张天锡时，又于官方主持，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翻译了《首楞严经》《须赖经》《金光首经》和《如幻三昧经》。到北凉时，佛经的翻译出现了**，仅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就有4次。北凉立国之初，便在张掖组织译经，由沙门道龚等人译出了《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大方等陀罗尼经》和《宝梁经》。北凉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亲自主持了译经，由昙无谶翻译《大般涅槃经》，道俗数百人参加，足见规模之大。这次译经历时十余年，先后译出了《大般涅槃经》《菩萨戒本》《大集经》《金光明经》等十多部佛经。此后，沮渠蒙逊之子兴国、牧犍也分别主持译经，译出了《优婆塞戒经》和长达一百卷的《大毗婆娑经》。据《开元释教录》记载，道龚、昙无谶等9人共译出了佛经82部、311卷，其中仅昙无谶就译经11部、112卷。河西地区的这些译经活动，不仅反映了河西文化的昌盛，更重要的是这些佛经由河西传向长安、中原、江东，对整个中华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文学艺术蔚为可观 河西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就赞誉了河西文人张骏、谢艾、王济等人。刘勰对北方文人少有称道，由此可见河西文学作品在南朝享有较高声誉。事实上，河西也确实不乏佳作。张骏的乐府诗《乐门行》《薤露行》清新真挚，虽重词采而无矫饰之病，且情感深沉，风格刚健。他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表文言辞恳切，表现手法采用骈散相间，读来富有气势，被刘勰称誉为“陈事之美表”。李暠的《述志赋》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传统，充分运用比兴手法。而神话传说的引用，又使作品涂上了一层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两晋辞赋中，不失为一篇清丽典则的佳作。刘昞的《酒泉颂》不仅是河西文学作品中的压卷之作，而且被《北史·文苑传》誉为整个十六国文坛上的经典之作。音乐、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中的壁画，运用彩绘技法，飘浮变幻的庆云、昂首奔逸的神马、叠嶂起伏的山峦、神态各异的人物，整个画面错落有致，将南北朝时期谢赫总结的绘画六法在壁画中融为一体，显示了河西绘画的高超技艺。河西地区众多石窟中的造像，则反映了古朴雄健的河西雕塑风格。如敦煌莫高窟有确切年代可考属于五凉时期的第268、第272、第275三个洞窟，其塑像头戴化佛冠，发披两肩，袒胸露臂，神情肃穆，面含笑意，无论仪容、神情、造型、衣着，都既不违背佛教思想，又符合儒家审美观。至于西域艺术风格的影响，在音乐、绘画、雕塑中也都显而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