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天，曾任刘宋衡阳太守，故也称何衡阳。他博览经史，精于历法，考定《元嘉历》，使日月食与朔望相符。当时，僧人刘少府力倡报应论，何承天作《报应问》反驳；随后又与僧人宗炳围绕慧琳所作《白黑论》展开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此后，宗炳著《明佛论》，宣扬神不灭与报应论，何承天作《达性论》予以驳斥；颜延之作《释达性论》批驳何承天，何承天又作《答颜光禄》反驳。双方辩诘问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何承天在《报应问》中首先指出：报应之说虽然在枝节上说得明白，但从根本上看则是荒谬而无征信的说教。因为论证一件事情或一种说法是否可信，必须由近事验证远事，用明显之事验证不明显之事，而因果报应说恰恰难以验证。他以生物界的鹅与燕子为例，鹅在池塘中游水，吃的是草，并不伤害其他生物，但却被人们宰杀烹食；燕子飞于空中，专吃各种飞虫，人们却让燕子把窝做在屋檐下，还不去惊动打扰它。可见，杀生者无恶报，为善者无好报，因果报应亦无从谈起。
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僧人慧琳作《白黑论》，认为孔、老、释迦皆为圣人，儒、道、佛三教各有所长，可以并行而不悖。由于文中对佛教的“来生说”多有讥评，而慧琳身为僧人，因而被视为异端，遭到佛教徒的围攻。何承天赞同慧琳对“来生说”的讥评，与僧人宗炳展开争论，宗炳作《明佛论》，以薪、火不能与形、神并论为由，认为火由薪而生，故薪灭火尽，而神非形所作，故形消神不灭。何承天针锋相对，作《达性论》辩驳。
《达性论》提出，人生于天地之中，禀天地之气，同其他生物一样，也有生死枯荣，此乃自然法则。人之生时，犹如燃烧着的薪，薪与火相依共存，不可分离，形体与精神也同样如此。薪尽火灭，人死后神就消散了，绝无可能已灭之神再与形结合，因此，人死为鬼与来生转世之说皆是无稽之谈。
《达性论》发表后，宗炳作《答何衡阳书》辩难，颜延之作《释达性论》反驳。于是，何承天又作《答宗居士书》和《答颜光禄》，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天下没有无形之有（鬼），形神相伴不可分离。并提出，人禀天地之气，是万物中最有灵气的，何必将希望寄托在毫无验证的来世之堂之想上。
何承天的这三次与佛教有神论者的争论，代表了南朝前期无神论者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无神论者也参加了与有神论的争论，如彭丞著《无三世论》，僧含作《神不灭论》，两相辩难；郑鲜之所《神不灭论》中有五段由“客难”所代表的神灭思想；范晔欲著《无鬼论》，托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等。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南朝前期的无神论者的主要观点是神灭论、无鬼论、反对报应说。其神灭论大体承袭汉晋以来的“薪火”之喻，少有突破；其无鬼论、反对报应说大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夷夏之辩”也进入了有神与无神的争辩。儒家思想与无神论的结合，导致无神论者有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僧祐就曾抓住儒家的一些观念进行攻击。尽管如此，何承天以及南朝前期无神论者已经刺中了佛教的若干论点，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三、范缜与神不灭论之争
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到南朝齐、梁间，因范缜《神灭论》的发表而达到**，参与人数之多，争论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都是汉魏以来所罕见，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范缜生活的时代，正是南朝佛教极盛时期，灵魂不死、因果报应的佛教之说弥漫于社会，上层统治阶层也有不少人笃信佛教，齐竟陵王萧子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经，甚至以宰相身份为僧人端茶上菜。萧子良还聚会文学名士，论说灵魂不死与因果报应。其时士人中大多信佛，唯有范缜对此说法嗤之以鼻，盛唱无佛。结果于永明七年（489）以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