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就在外国文化特别是西学大规模和全方位涌入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和文化命运的时候，中国文化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尤其是向西方传播着。这样一种回流显得相对和缓，不像主流那样汹涌澎湃，但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做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
一、两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文化的西播
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的外播与外来文化的涌入一样，呈全方位的态势，但相比之下，外播之流乃其主向，要更为引人注目。在此期中国文化的外播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具有界标意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及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得到了一次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一次传播的声势、持续的时间和影响虽然无法与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相比，但也有着不可小视的“热”度。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端，使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人，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因之，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视和弘扬，成为西方不少思想家、学者和知识青年普遍的精神关怀。在这方面，文化巨人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思想颇有代表性。1920—1921年他应邀来华讲学，回国后出版《中国问题》一书，书中坦承，他在苏联旅行之后，是带着“西方文化的希望日显苍白”的“疑惑的痛苦”，开始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的”。而中国也并没有让他失望。在该书里，罗素激烈批评了西方人推崇竞争、开发、永无止境的追求和一意破坏的人生观，热情赞美了中国人崇尚礼让、和气、智慧和美，懂得真正人生之乐的文化精神，认为这些精神品质正为“现代世界所急需”。他站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看待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优长，反复强调，文化交流对于中西双方都很必要，“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要少得多”。在书中，罗素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民族性也有诚恳的批评，不过，向西方阐释中国文明的价值，以供西人反省借鉴之用，无疑是该书的主体倾向。它凝聚了哲人心胸高阔、灼见深远的文明之思。这样一种思想，既是西方中国文化热的体现，又对这种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旅行，也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失望于自身的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Bourtreu）就告诉他：“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它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美国名记者赛蒙氏更是向他哀叹：“哎！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门来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初听之余，还以为是人家有意奚落中国人，后来到处听多听惯了，才真正感到西方的有识之士深怀文明忧虑的良苦用心。[14]于是他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