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哲学，与晚清哲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其特色。它是在广泛输入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由西方哲学的输入和消化，到逐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
正如我们在前章所述，民国建立后，西方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到五四时期便形成一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康德、尼采、杜威、罗素和柏格森等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都得以输入、介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五四时期输入的主要是唯物史观，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开始大规模传扬，到30年代便形成了介绍辩证唯物论的**。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传播的则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罗素的新实在论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西方哲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介绍。从希腊柏拉图哲学到近代培根、笛卡儿、休谟哲学，再到康德、黑格尔哲学都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
西方哲学在中国介绍的深入和广泛，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哲学家的视野。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介绍和解释，在不断翻译和研究过程中，逐步地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思想。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哲学，正是在这样大规模输入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哲学经历了一个从输入西方哲学到建构自身体系的过程，但由于阶级、阶层和思想观念多方面的差异，建构的基础和努力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差别。大体而言，它是沿着三个方面、四种路向发展的。
第一，三民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晚清以来，西方近代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得到大规模传播，在接受并消化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将近代进化论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结合，创立了三民主义哲学体系。1917—1919年，他撰写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此后，又撰写了《军人精神教育》《知难行易》和《三民主义》等哲学著作，形成了一套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以“以太”为宇宙本原的唯物主义进化自然观，以“行”为“知”的基础的“知难行易”学说，以“民生是历史的重心”的民生哲学。
唯物主义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知难行易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精华，但其社会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史观，其“民生史观”包含了唯心主义的成分。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哲学体系，有合理的精华，也有唯心主义的倾向。正因如此，在他死后，三民主义哲学便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后来，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提出了“求生冲动”的民生史观和唯心主义的“道统说”、“仁爱”哲学，实际上是继承并发挥了孙中山“民生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倾向，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戴季陶之后，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陈立夫又撰写了《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两部哲学著作，建构了所谓“唯生论”哲学。其主要内容为：“生元”为宇宙的唯一本体、宇宙处于无限进化中的宇宙观；光大生命是人生的理想的人生观；民生是历史进化的动力和文化的中心的历史观。他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成果，并接受中国古代某些唯物论的因素，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独特“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唯生论”的哲学；但同时，他又继承并发挥了孙中山唯心论思想倾向，将“生元”视为生命与宇宙的根本动力，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神秘色彩。蒋介石在20世纪30—40年代发表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行的道理》等哲学著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提出了“力行哲学”体系，作为国民党统治势力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