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1906年，教团有82个，宣教师有3833人，信徒10余万人。1913年，宣教师就增至5394人，信徒则达245959人。到了1935年，全国新教教会有7281个，信徒达百万余人。[41]而天主教徒在1936年约有2800000人。[42]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据1937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100所，女子中学有95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54所，共计259所，学生50000余人。教会大学有15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岭南大学。教会书局有130家，仅1935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4000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中文杂志有211种，英文杂志有27种，合计总数为238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1937年达271家。另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新局面。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1949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结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国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基督教最终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一、天主教的“中国化”策略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天主教会作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1919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43]，中国的天主教会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1922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使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1924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划中国教区为17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1926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6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6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义、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1933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1936年，做主教的中国天主教人士已达23人。
与此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1933年，已达到50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