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由于北洋军阀等封建势力的全力维护，封建道德仍很猖獗。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可为其侧面反映。当时到处泛滥的封建礼教道德，核心内容仍然是纲常伦理。
康有为、林琴南等复古派认为，中国国体变了，但立国之孔子之道即纲常伦理不能变。袁世凯一当上总统，就下令尊孔祀孔，确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康有为等人马上组织孔教会，“请定孔教为国教”，要使“愚者亦皆知国体变而纲常未变”。
康有为等人所宣传的纲常伦理，本质上完全还是旧的一套，即指忠孝节义、克己复礼和束缚广大妇女的贞操节烈、三从四德等。
封建礼教的泛滥及其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使陈独秀等有识之士深感发动一场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于是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伦理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他称之为“伦理的觉悟”，认为这是批判封建传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为避免与前文重复，我们在这里着重论述新文化人士对封建礼教中忠孝、贞操节烈等旧道德观念的破除。
一、对“忠”、“孝”伦理的批判与改造
李大钊认为，道德是指便利一个社会存在的习惯风俗。古今社会有别，道德也就不同。因为道德总处在不断的进化发展中，有些被自然淘汰，有些被人为抛弃。孔子之道并不适合在今天的社会中生存，“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绝不是万世师表”。今人要过新生活，就必须摧毁旧礼教，建设新道德。陈独秀明确指出，“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1]。吴虞、鲁迅等人也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抨击，称其为“吃人的礼教”。吴虞还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对封建道德中的“忠”与“孝”进行了剖析，指出它们不仅代表了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而且导致了家长专制和君主独裁，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鲁迅在《狂人日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中也对“忠”、“孝”观念进行了抨击，痛斥“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忠孝这类道德，都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只能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痛苦罢了。
由此，新文化人士提出了新的忠孝观念，来取代旧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的道德。
他们指出，忠从国家意义上来讲，是指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民众，而非忠君，忠于政府，忠于某个人；从家庭范围内来讲，是指夫妇忠实于对彼此的爱情，而非妻子忠于为所欲为的丈夫，忠于没有爱情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因为“恋爱为结婚之第一要素”，爱情是“神的爱”。[2]
孝道的破旧立新，主要表现在家长权威的降低、子女地位的上升、丧仪观念的变革等方面。
新文化人士首先对封建家长进行了抨击，指出：“世上有一等人，论其尊严，则神圣不可侵犯。论其权威，则恒越于法律范围以外。仗古人之妄言，陷人民于奴隶，填一己之欲壑，误苍生于无尽。革命家所不能推倒，社会党所不能削平。其凶恶较诸罗马教皇，专制魔王，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其辖境较后者为窄耳。噫！此何等人？吾国为父母者也”[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