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还是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来看，民国时期都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就特定的意义而言，一部民国文化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
一方面，此期承接晚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介绍、传播如火如荼，呈大规模和全方位立体输入的态势，“西学东渐”仍保持着晚清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地位。其**阶段起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较晚清时期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乃至相互矛盾的复杂风貌，学说纷呈，主义迭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以之为指导的苏联新文化的传导，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具有否定和超越意义。中国社会与文化命运的根本改变有赖于是，其影响至今尤耐人寻味和深思。
另一方面，同样承接晚清，中学外传主要是向西传播的文化回流连续而深沉。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学、哲学、历史和宗教，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了解越来越多，总的说来日渐广泛、深入和细致。其中，两次世界大战对这一传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33年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欢迎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
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除了范围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交流的工具更先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巨大深远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政府文化机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彼此正式互邀代表讲学、访学和考察，进行文艺表演、参观和展览等，成为交流的重要途径，发挥了较大作用。这一时期，外国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和其他文化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华从事文化交流活动的人为数众多，如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海明威、芥川龙之介、爱因斯坦、李约瑟等都曾来华；中国学者和文化人走出国门进行参观、访学和讲学活动也十分频繁，蔡元培、林语堂、老舍、李四光、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等都曾多次出国从事此类活动。另外，民国政府各文化部门还多次派出专门的代表团，到西方各国对教育、科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察等。这类活动的增多，成为此期中外文化交流步入现代的体现。其二，出现了不少政府间或民间合作创办、旨在进行文化交流而不与传教事业直接挂钩的专门组织和机构，如中苏文化协会（1935年成立），中德文化协会（1935年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1944年创办），北京的中法大学、东方学社和巴黎大学的中国学院、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等。此外，中美、中英、中法等国之间还就退还“庚款”余额从事文化事业问题，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和“中法教育基金董事会”等机构，由中外学者、文化人共同组成。这些机构情况不一，但除了日本操纵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后中方成员主动退出）外，一般都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做过一些实际的工作。像这类机构与组织在晚清时期是很少见的，它们此时的大量出现，与民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和中国国际地位的相对提高有直接关系。其三，无论在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过程中，中国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较晚清时期大为加强了，同时，传播西方文化的准确性也大有提高。这是因为此期中国人大量出国留学，对西方世界及其文化了解日益深入，外语能力大大增强的缘故。而具备了这种自觉性、主动性和准确性，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也就更加富有了成效，特别是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
这一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获得了新的历史条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共同进步，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