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建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西文化的问题再一次为人们所关注。
一、两种中国命运决战中的文化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加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将中国引向黑暗。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将中国引向光明。一些欧美派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者”、“中间势力”、“第三党”自居，幻想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建立一个不同于美、苏，即介于“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的民主共和国，走第三条道路。战后的中国由此呈现出三种政治势力并存和互相制约的政治态势。作为此种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中西文化问题在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再一次被凸显出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适应自己“统一军令政令”建立独裁的政治需要，除继续宣传儒家以“忠、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外，更注重宣传儒家“大一统”的正统观念。他们宣称，孔子的“大一统”遗教，是“救世宝典，救国纲要”；攻击共产党“发动内乱”，是犯上作乱，所以首先应当强调“正名”，即肯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陈立夫强调中国有“民族文化一统的基础”，不应该受外来思潮的左右，“中国绝不能离开‘中’，而偏向任何一面”。因此，沉寂多年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又成了时髦。如张道藩指出，中国的建国说到底是“文化立国”，而这个“文化立国”的方向在十多年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运动”中就已经明确了：“吾从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宣言中，已听出了新时代的序曲及新人类的呼声，……不啻‘晨鸡晓唱’报到新时代的来临”。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尊孔复古的老调再次高唱入云。
中间派中以张东荪、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些人仍然重弹东方文化优越的论调。梁漱溟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基本上在重复1921年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旧有观点，坚持中国文化是“早熟”而非落后，且愈形僵滞、凝固。他说，中西文化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因此，中国绝不可能“进于科学”、“进于德谟克拉西”；相反，“欧人不足法”，从曾国藩到共产党，中国正是由于学了西方文化，才“愈弄愈糟”。所以，全部的问题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输入西方文化破坏了中国文化的特性，造成中国文化“极其严重地失调”的缘故。他认定必须“往东走”，中国古代政治已是尽善尽美，“革命”、“民主”是绝对多余的。张东荪提出了“中西文化接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分成代表帝王利益的“甲橛”和代表平民利益的“乙橛”两部分。儒家思想主张修身治国、匡救时弊，正在于保护“乙橛”。这一点恰恰与西洋民主思想类似。长期以来，西方文化输入成了“桔过淮为枳”，原因在于接错了头，西方的东西助长了“甲橛”、破坏了“乙橛”。因此，不是要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用“接根之法”，从本国文化中的“相似之点”即儒家思想出发，把西方民主主义“迎接过来”。可见，他所说的中西文化“接根”，就是主张在儒学的基础上去“迎接”西方民主主义，就是要求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结合。他们没有摆脱东方文化派的窠臼。以梁漱溟、张东荪为代表的“中间派”鼓吹“往东走”、“接根”，使自己的文化主张很难和国民党的尊孔复古和“中国本位文化”论明显地区分开来。
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尊孔复古、反共独裁的实质，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传统文化的再反省和进一步阐明新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也就成不可避免之事。
二、对传统文化的再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