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即具有地域性的多元文化的特点。在新石器时期，有处于黄河流域的黄河中游和黄河下游两个文化区，前者经历了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发展阶段，后者经历了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发展阶段。同时，在长江流域有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两个文化区：前者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后者以太湖平原为中心，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有这些文化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得到统一，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夏文化。同时，在中原的四周还有被称为蛮夷戎狄的诸族文化。后来，发端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商人灭掉夏朝建立了商王朝，他们在继承夏文化的基础上又有所“损益”，创造了甲骨文字，为以后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商亡后继起的是周朝。周族原居于西方，却建立了比夏、商两代统治地域更为广阔的王朝。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周公旦，不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而且还在继承夏、商两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礼乐制度，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华夏文化初步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但是，由于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建立了许多相对独立的诸侯国，且各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经济文化的交往也不十分密切，因此，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各诸侯国有着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并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也日趋明显，并最终形成了这样几个具有浓重的地域性特点的文化区：以法家思想为主的秦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楚文化，以道家、法家、儒家等综合性思想为主的齐文化。这些文化就其地域文化而言，实质上是史前时期就已开始形成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两大系文化的延伸。同时，当时还有属长江上游文化的巴蜀文化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南夷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地域文化的昌盛与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文化分裂的标志，恰恰是地域文化统一的象征，它为秦汉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与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皇朝。从此，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的辽阔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一的秦皇朝的出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秦皇朝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和促进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发展。如在政治制度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以诸侯为郡县”；又“治驰道”[2]，“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3]，把首都咸阳与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秦朝还统一文字、度量衡等。这些措施的推行，无疑对各地文化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