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是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飞跃时期。秦汉以前，华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并在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因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时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渐进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规模地进行的。这是由于有限的疆域和割据形势所决定的。如战国时期“胡服骑射”变易衣冠者仅限于武灵王时的赵国；废揖让之容、变礼俗者，也仅限于秦国。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建立，为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秦朝统治者“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觯之鼓”[35]，正反映了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状况。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有意识地引进外来文明，使许多有益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来。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汉向西域的通道，同时也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汉文化也通过使者、商队不断地传播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域外诸国，并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秦汉时期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秦汉时期的文化交流走的是一条融合与斗争并存、以融合为主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早在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中国文化走向统一与融合的趋势就已十分明显。战国时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纷纷提出了统一的主张。如墨子主张“尚同一义为政”[36]；孟子提出“定于一”[37]；荀子提出“一天下”[38]；韩非子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39]；吕不韦提出“王者执一”[40]等。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融合各地、各家思想文化因素的学派。如战国中期盛行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又融合各家思想的产物。战国末期各派虽然不乏思想的交锋，如荀子的《非十二子》，对道家、墨家、法家、名家乃至儒家的思孟学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韩非子的《五蠹篇》，则对儒墨显学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但荀子的儒学、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也都是融合各家、各派思想的产物。秦始皇统一中国，在政治上代表了自战国以来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历史潮流。但是，秦朝在思想文化上主要推行的法家路线，对于法家以外的思想学说采取高压政策，加以压制，重法令而轻德教。这一思想文化政策最终成为其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亡的教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由于黄老之学的政治主张适应了汉初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也由于黄老之学本身在思想上的兼容性，使其较法家的思想适应面更为宽泛。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立了新儒学，融合了“百家争鸣”中的阴阳五行家、法家、道家等多家思想，更融合了先秦以来孔、孟、荀诸派儒学思想，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基本完成了中国各地思想意识的统一。虽然，其间又经历儒、道、法各家及儒家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但是，统一与融合则是主流。在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尽管也发生过各种冲突、战争，但文化间相互吸收、融合也是主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