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成就卓著，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董仲舒、刘向、刘歆、郑众、贾逵、马融、何休、许慎、郑玄等经学大师都卓有建树，其中董仲舒、何休对《公羊传》意蕴的阐发，刘歆对古文学的倡导，许慎的文字学研究，郑玄对今古文的调和，可视为代表性成果。为避免重复，这里只对何休、郑玄的经学成就略作评述。
一、何休的《公羊》三世说
董仲舒和何休是当之无愧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何休撰有《春秋公羊解诂》，对于《春秋公羊传》都有杰出建树。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春秋公羊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阐发经义时，作了创造性发挥。在他们的学说中，有对《春秋公羊传》深入堂奥的独到理解，也有以时学解经的牵强附会和传达内心款曲的借题发挥。大体说来董仲舒重在阐发奥义，援阴阳五行之说解经，时时观照着大一统的封建政局；何休重在解析条例，详辨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31]，在董仲舒学说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便于比附的历史哲学。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除代表作《春秋公羊解诂》外，还“注训《孝经》《论语》”，并“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32]。
何休认为《公羊传》的义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等。他对此的解释是：“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也。”[33]这些过于繁琐的解析，确实可称得上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所谓三科九旨，却是非常重要的创见。徐彦在《春秋公羊传疏》中引何休之言介绍：“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也可称作“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把握的都是《公羊》学的重大原则问题，何休把它们抽绎出来，又作了独到的解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此引发的三世递进的历史演化说和与此紧密结合的大一统思想。
《公羊传》几次指出《春秋》在记述上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34]，尤其是在《春秋》开篇的隐公元年和结尾的哀公十四年都做了这样的强调，引起了《公羊》学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公羊子这样的提示，不只是道出记述原则的不同，而是另有深意在内。董仲舒从中看到了历史分期的意义和“异辞”是由系于时代远近的情之亲疏所决定的。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35]董仲舒抓到了“情”这一儒家思想的要害，且对三世作出明确划分，三世成了变化的具体历史过程，但没有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历史演进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