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义利问题成为许多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义利观念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理论阐发到实际操作，从国家治理到个人修养，随处可见义利观的影子。
先秦思想家对义利问题已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说，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义利观的取舍标准。秦汉时期，人们在继承先秦思想家义利观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对义利问题的各种看法，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吕不韦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其中就提到以义治国的问题，书中说：“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61]义是善，是一种道德价值，是超越物质价值的。义所达到、所蕴含的不是感性的功利目的，而是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是超功利的。如果君王治理国家，能引导民众趋义，国家必然大治。
西汉初年，陆贾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指出“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62]，主张“先道而后利”。并把主于义还是主于利当作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乱，贤者以义相治。《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63]陆贾没有把义、利对立起来，认为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重义者为君子贤者，重利者为小人愚者。这显然是先秦重义轻利、君子小人之别的继续。
西汉中期，董仲舒又提出了颇具特色的义利观。他认为，人天生就有好义和欲利两种心理，因为义和利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都是人生所需要的：义可以养心，利可以养身。“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64]
心跟身比较，心比身重要，所以充实人们精神生活的义要比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利重要。历史上像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等人，都是深明大义而物质生活却极其贫苦的，别人羡慕他们的行为，他们也感到很乐观，精神是充实的。相反，有一些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却不施行仁义，甚至大行不义。他们虽然物质上很丰富，但是精神上却是空虚的。由于他们干的坏事多，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愁，总之，他们都不能快乐地活到老。经过这么一番论证，董仲舒认为，“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65]，即以培养道义精神作为养生的根本。通过把握道义，理解人生的价值所在，有了超越个人功利际遇的崇高境界，虽身处贫贱，也能以其行为为荣。所以，“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66]。
董仲舒认识到，利，也就是所谓物质生活，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他指出，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已受大（大利），又取小（小利）”，盘剥贫寒小民以攫取微利，“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是造成“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的重要原因。[67]况且“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68]，统治者暴虐百姓，贫苦百姓“穷急愁苦”，以致“不乐生”、“不避死”、“不避罪”，以暴力反抗贪官苛政，这便是“乱之所从生”的原因。因此，董仲舒从物质生活入手，提出将物质利益“度而调均之”的“调均”思想。所谓“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69]董仲舒所谓调均，就是取长补短，取富济贫，使富的人足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不至于骄横，使贫穷人可以勉强生活下去而不至于忧愁。这样也就上下安定了。董仲舒的调均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绝对平等，而是承认贫富贵贱的差别，但反对差别过分扩大，以致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