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性关系上，《女诫》强调妇女对男子的依赖与顺从，男子可以再娶，而女子却不能二嫁，“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94]。这与董仲舒及《白虎通义》中的言论同声一气，都强调两性的不平等。由于两性的不平等，对于男子对妇女的凌辱，也只能是“曲不能争，直不能讼”[95]。
对于妇女的修养，《女诫·妇行》还提出“四行”，也即“四德”：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四德所体现的主要精神就是女子的专贞柔顺，这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封建礼法制度下人们对妇女的普遍要求。自此以后，四德就成了封建时代人们评价女人好坏的四项标准了。
班昭《女诫》处处宣扬提倡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忍让谦退，专事丈夫，屈从舅姑，调和叔妹，等等。有着欺辱妇女的一面，但也反映了妇女在家庭中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对女性美的认识上，汉代存在着德与色的矛盾。两汉帝王、皇族、官僚都极其好色，美色是女子能否得幸于男人的决定因素。高祖刘邦、武帝刘彻以及汉代其他帝王、贵族，都嗜色成性，美色艺妓，充填室屋。而且，对女子特别重修饰之美，贵族阶层以他们奢靡的生活和喜豪华炫耀的审美趣味来修饰妇女。妇女以绮罗华琚、珠光宝气为美。当这种重美色的风气在社会上蔓延时，儒家正统思想在理论上提出德重于色的女性美标准。董仲舒“借天制欲”，指出“好色而无礼则流”，必须用“礼”来限制好色之欲。班固的祖父班伯更用正统儒家“戒色”思想来劝谏汉成帝，随着阴阳谶纬迷信的盛行，美色而无德的女子被比附为“祸水”，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都与女子联系起来，女色被看成万恶之源。女子的美貌、修饰、冶容都遭到排斥。班昭在《女诫》中就极力反对窈窕作态，冶容轻浮，狐媚惑夫，认为妇容不必求美丽，只要清洁事夫就足够了。可是，道德的说教并不能阻止统治阶层一浪高过一浪的好色之风，一方面是女色为祸水的喋喋不休的说教，另一方面是统治者荒**糜烂的腐朽生活。而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妇女。
婚姻是直接反映妇女伦理地位的重要形式，人们的婚姻观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的妇女观。两汉时期，男尊女卑的婚姻观普遍为人们接受，但不同的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侧重面不同，反映出人们对妇女地位的多种认识。
贾谊认为，在家庭生活内部，应以道德的力量加以规范，以保持融洽、和睦。在择偶标准上，他主张男女双方都应以“道德”为最高标准，其他一切都可不必考虑。董仲舒则认为在家庭婚姻关系中应保持“上下有别”、“尊卑有差”的等级状况，夫尊妻卑应是万世不变之恒则。但他又认为妻子在丈夫死后改嫁是正当行为，倾向于用道德去调整家族内部的关系。刘向主张用礼来规范婚姻关系，并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女子不事二夫，从一而终的观点。班昭虽然于《女诫》中宣扬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但她认为“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有重视夫妻“恩义”的一面，流露与反映出封建社会中被压抑、被扭曲的夫妻恩爱情感。王符除主张女子恪守“贞节”，不事二夫之外，在夫妻关系上还提出了“平”、“恭”两个范畴。“平”、“恭”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但其中有平等的因素，这是很可贵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