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向、刘歆的折衷思想
刘向（约前77—前6年）字子政，初名更生，是汉高祖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元帝、成帝之世，他眼见汉皇室大权旁落，同外戚、宦官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被视为汉家柱石之臣。他的历史著作多同政治斗争有关。他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是为了“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著《列女传》，“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的故事，是为了让赵飞燕等后妃及家人受到循礼守制的教育。著《新序》《说苑》，是要以前人言论行为，作为施政的借鉴。著《洪范五行传论》，是结合灾异讲说政治。他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依据，纵论历代兴亡，宣传“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71]。虽然历史观是神学的、唯心的，其中包含的人事可以在政治中有所作为，人事可以影响天意的思想观点，却有鼓舞人们积极进取的意义。他的满腔政治热忱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得到当时和后世人们的赞誉。
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是刘向最小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治学与政治才能，却以与父亲相反的政治立场走上历史舞台。刘歆年轻时与王莽同为黄门郎，私交很深。王莽篡汉，他是重要帮凶；王莽复古改制，他是主要策划者。刘歆也信奉阴阳五行学说，把它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他著有《三统历谱》，以三统学说比附历代兴衰。他也著有《洪范五行传论》，由于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与其父不同，在对灾异的具体解说上，与刘向有一些差异。
侯外庐先生评述：“我们统计《〈汉书〉五行志》所载，刘氏父子推演灾异者，共一百八十二事，上起西周幽王二年，下逮西汉成帝元延元年，言论凡二百二十六则。就思想内容来看，比之于董仲舒，虽有鼠牙雀角的异同，而本质上则同为神学的世界观；其牵强附会尤与董仲舒异曲而同工。”[72]刘向、刘歆父子宣传运用神学世界观，为政治斗争服务，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在理论上却没有太多新的建树。
侯外庐先生认为他们一进入文史整理领域，便表现出人文主义思想，因此其思想有折衷主义特色，很有见地。其实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中，他们思想的折衷性质也有很明显的体现。
处于西汉政权风雨飘摇的元成之世，刘向多次向帝王进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世之长短，以德为效。”[73]这对刘向来说，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危机使他产生的忧患意识。这种天命靡常，有德者居之的思想，虽然仍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却可起到规谏帝王，调节统治政策，改善社会政治的有益作用。
在国家政治中，刘向认为君主和群臣百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荣华槁矣。”[74]他们互相为本，如果不把对方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那么自身也就只能衰亡了。这较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通达多了。刘向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一些民本思想，着重强调君主“无得罪于群臣、百姓”。他借麦丘人之口说：“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谢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则君之得罪于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75]这是警戒君主的金玉良言。刘向还进一步阐述君臣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隶属关系：“君道义，臣道忠”[76]，只有君臣双方都自守其道，才会形成默契的合作，相反“臣不能死无德之君”[77]。人臣对于庸君“三谏而不用则去”[78]。这对中世纪无条件尊君的愚忠观念是理性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