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朝在文化上实行严酷的高压政策，焚诗书、坑儒士，一切皆断于法，人们没有言论自由，文学活动受到严重窒息。再加上秦皇朝历时短暂，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抗争精神还未能展现，便随着皇朝的灭亡而消失了。吕不韦曾招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兼容各家，在文章风格上兼采战国以来各家长处，善于设譬取喻，尽管文笔平实，却也富有形象，精彩之处不绝，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它成书于秦灭六国之前，因此仍属战国散文的范围。秦统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作品。
秦代文学值得注意的有李斯的散文、碑铭文字以及其他一些文告、法律条文、诗歌和赋等。
李斯是秦代著名政治家，又是著名文学家。他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散文风格上承荀况，严于构思，老于谋篇，善于设譬取喻，议论纵横驰骋，不讲空言，饶有文采，为秦代文坛的一朵奇葩。
李斯传世的散文有四篇：《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和《狱中上书》。其中《谏逐客书》写得最为精彩，是传诵千古的名作。此文作于秦王政十年（前237年），正当秦并天下前夕。从时间断限说，应属战国文字，但李斯身跨两个时代，故而不可不论。
《谏逐客书》是为谏止秦王政所下逐客令而写的奏疏。当时韩国为阻挠秦国进攻，派水工郑国入秦修渠，以耗蚀秦国的财力。事情泄露以后，秦王政一怒之下，决定驱逐所有在秦的客卿。李斯以政治家的眼光，感到驱逐客卿于秦极为不利，于是奏上此文，以谏止逐客。全文站在“跨海内，制诸侯”，“成帝业”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秦之得失立论，纵横捭阖，议论风发。文章起首即表明自己的态度：“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接着列举缪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客卿，使秦国逐渐强大的史实，指出“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运用历史知识说明纳客与逐客的利弊，极有说服力。紧接着，李斯又以物喻人，指出秦王政所喜好的珍宝、美女、声乐，绝大多数都不产于秦，但秦王却不忍放弃，原因就是这些东西能满足秦王的各种欲望。随即笔锋一转：“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慷慨激昂，但又是开诚布公地指责秦王逐客之过。最后，李斯又从正面论述了逐客的严重后果：“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可以看出，《谏逐客书》立意高远，驰骋议论，思路开阔，注重事实，说理透辟。在修辞上，时而排比，时而对偶，辞采富丽，抑扬铿锵。正因如此，奏上以后，打动了刚戾自专的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这篇文章历来为世人宝重，刘勰曾评论说：“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1]
秦统一以后，李斯作为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参与者，文风也一改前期富丽华美而为简质峭刻。这一时期所作《论督责书》《言赵高书》，即反映了这一点。尤其是前者，完全是为使自己免祸而极力取悦秦二世，怂恿他实行严刑峻法，立意低下，文风峭刻。其最后一篇作品《狱中上书》，是为自己辩诬而作，文章全用反语，发泄自己的满腹怨愤，写得相当出色，用语斩截，被称为“老吏断狱”之文。
秦始皇喜欢出巡，曾先后五次巡行天下郡县，每每都有刻石，大多数都为李斯所撰。这些碑铭文字，也反映出秦代文学的一些气息。这些碑铭刻石，如《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全是歌功颂德之词。但也言简意赅，褒扬充分。从写法上看，刻石文字大体四言一句，三句一韵，如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的《之罘刻石》：
很明显地具有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刻石在形式上显得板滞，不够灵活，但也质朴庄重，气度雄壮。作为较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碑铭文字提供了范式，也受到文论家的好评，如刘勰就说：“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2]“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3]
秦以法治国，颁布了许多文告和法律条文。这些文告与法律条文缺乏文采，但也长于说理，明白易懂，其中有些属于这类文字中的佼佼者。如云梦秦简中的《语书》，是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南郡郡守腾颁发的一篇文告，文告讲述了制定法律的动机，法令制定出来后县、道令长不予遵守的状况以及对不遵从法令者的处罚。文告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论说了法律的重要。如：“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佚之民不止，是即废主之明法也，而长邪僻**佚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4]文风质直，反映了法家律令条文的简洁。
歌以咏言，诗以达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杜佑《通典·职官七》，秦时已有乐府的官署建制。在一些出土文物中也反映出秦有乐府。歌乐不分，有乐必有歌，有歌必有词。史载，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曾命博士作《仙真人诗》，以待巡行天下时“令乐人歌弦之”[5]。可惜这些乐府诗歌早已失传，今日已无法窥其面目了。但秦代有极少量的民间歌谣被记载下来，保留至今。清人张澍所辑佚的《三秦记》一书中，有一首始皇作骊山陵，运巨石于渭水北，百姓因不堪劳苦所传唱的歌谣：
诗为杂言，表达了当时百姓的满腔悲愤，声韵和谐，颇具感染力。
清人孙星衍所辑佚的魏晋哲学家杨泉的《物理论》一书中，记载有一首《长城歌》：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此诗以修长城为背景，深刻反映出秦代无休止的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另外，该诗已是规整的五言，这对汉代五言诗的兴起是否有启发作用，已不可知，但它确实是古典诗歌五言作品的开创之作。
另外，从《诗经》来看，秦国也是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家，《秦风》粗犷的风格历来为文论者称道，但及至秦统一，这种传统如何转化，因文献无征，已不能论。
秦代还有赋的创作。《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时《杂赋》九篇”。可惜早已亡佚，不能窥其一斑了。不过也可说明自先秦到两汉，赋的创作是连续不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