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辞赋兴盛的原因
辞赋是中国古代独具一格的文学样式，它产生于先秦，成熟于两汉，并在两汉达到了昌盛的顶点。两汉文人喜爱赋作，名家辈出，名作众多，以致人们往往把辞赋看作是两汉文学的代表。
汉代辞赋来源于《楚辞》。两汉文人袭用楚辞的体裁和夸饰铺陈的手法来叙事写物，仿效荀子以“赋”名篇，将散文与韵文结合起来，形成汉代辞赋。它具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6]，它多用问答体式，极力铺张，尽力夸饰，且好用生僻字句，有很强的形式主义倾向。
这种极力铺张、语言恣肆汪洋的辞赋文学之所以在两汉达到兴盛的顶点，是有客观原因的。
其一，统一的帝国，多元文化的交汇，特别是楚文化的北上，是汉代辞赋兴盛的前提。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鼎盛皇朝，在文化上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楚文化、齐鲁文化交融一起，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汉初君臣，以楚人为主干，这样就使先秦时期局限于荆楚之地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楚文化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这些，都极大影响了文人们的创作。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清楚地指出了汉代辞赋与楚文化的联系：“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从文体源流上来说，也是“兴楚而盛汉”。贾谊《吊屈原赋》，形式上一仿骚体，精神上也是同屈原相通的。及至枚乘《七发》，方完成了散体大赋的体制，与《楚辞》分歧异派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可以看出，汉代辞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和楚文化有着明显的传承性和连续性。楚文化所具有的神秘诡谲、绮靡华彩的风韵，投射到赋体文学中，就具有了想象丰富、雄肆恢弘、铺张扬厉的特点。
其二，强大的国力，进取的精神，为汉代辞赋的繁盛提供了条件。汉自建国之始，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70余年的发展，到武帝时代，国力达到鼎盛，疆域也大大扩展，汉帝国雄踞东方，如日中天。中华文化，广泛四布，中外交流日益加强，这种高昂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质，是需要一种文学样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那种言志抒情的诗歌以及忧思悲慨的骚体，已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了，而恢弘恣肆的散体大赋正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散体大赋会在武帝时勃兴的主要原因。散体大赋中不少篇章极力铺陈皇宫的豪华、皇帝的威仪，尽力向人们展现帝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正反映了上升时期帝国的豪华奢靡。
其三，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也是汉赋发展的重要原因。汉初的一些王侯贵族都奖励提倡作赋，招揽四方名士，在其门下写作，如“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7]。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8]。梁孝王刘武则“使诸游士各为赋：枚乘作《河柳赋》，公孙诡作《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韩安国作赋不成，邹阳代作”[9]。汉武帝爱好文学，更加重视文人，身边聚集大批文人为之歌功颂德。一些辞赋家也因此步入仕途。武帝还经常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作赋，相传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于是群臣鼎沸于下，献赋、考赋也出现了。至东汉，考赋取士还成为一种制度。统治者的提倡促进了辞赋的兴盛，同时也使辞赋成了颂圣的工具，“劝百而讽一”，直接为统治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