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新的耕作方法的推广应用，各地农业生产经验的相互交流，以及封建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一些重要水利工程的兴修，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比先秦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这一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还由于统治阶级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经营，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文化素质。战国以来隐士阶层的不断扩大，孔子时代有楚狂、接舆和荷绦丈人。汉朝更多，著名的如《后汉书》中所记载的徐穉，《东观汉记》中举案齐眉、夫妻相敬如宾的孟光和梁鸿，《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种瓜长安东的东陵侯召平，等等。由于他们加入到农业经营者的行列，使参加农业生产的队伍成分有了变化。他们在经营之余，有可能把劳动人民积累的生产经验整理记录下来，流传下去；也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把旧有的技术水平提高一步。也正因为如此，汉代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思想财富。
一、农学理论的发展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专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还特别提到：“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里所说的“种树之书”，就是农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当时的农书计9种，114篇。其中除了两种（《神农》《野老》）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四种（《尹都尉》《宰氏》《赵氏》《王氏》）不知出于何世，另三种（《董安国》《蔡癸》《氾胜之书》）均为汉代著作。可惜，所有提到的这些作品，除了《氾胜之书》的一部分在后代的农书《齐民要术》中得到保留外，已全部不存。因此，《氾胜之书》是中国现存的个人专著农书中最早的一种，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关于《氾胜之书》的作者，我们现在所知甚少。氾胜之，或者称氾胜。《玉海》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又引皇甫谧语，说他“本凡氏，遭秦乱，避地于氾水，因改焉。”以其子“辑为敦煌太守”，皇甫谧以为氾氏望出敦煌。《汉书·艺文志》说他成帝时为议郎，徙为御史。《刘向别录》说他曾“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晋书·食货志》也有类似记载，说“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综合以上史料可知，氾胜之大概是西汉成帝时一位有丰富农业知识的官员，所著《氾胜之书》是已知的汉代几家农书中最好的一部。
据《汉书·艺文志》介绍，《氾胜之书》为18篇。但是，原书在唐、宋之时已佚失，我们已很难知道书的全貌。不过从《齐民要术》等书所辑录的部分看（后人辑录成书，共两卷，3500余字），《氾胜之书》确实反映了汉代劳动人民具有的丰富农业生产知识。首先，《氾胜之书》总结了当时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耕作经验，提出了一套耕作基本原则。该书把整个农作物的栽培过程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旱锄获。”[27]所谓“趋时”，就是耕地要不失时机。春冰解，地气生，应耕；夏至、秋分、草生、小雨后都要抓紧时机耕地。“和土”是指通过耕、锄等使土地疏松，“勿令结块”，“弱土使强”，强土弱之。“务粪泽”即务求肥、水合适。湿锄易结块，《吕氏春秋》所谓“人耨必以旱”。获只以生熟为度，旱、湿不妨，但旱获易存放，故曰“旱锄获”。可见，《氾胜之书》不仅吸取了《吕氏春秋》中《任地》、《辨土》、《审时》三篇内容的精华，而且更为准确和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