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乐舞管理机构
秦汉时期，音乐舞蹈甚是发达，相应地，也设立了专门掌管乐舞的机构。
秦代的乐舞管理机构分两个系统，一是奉常属下的太乐署，一是少府属下的乐府。分别设令丞管理其事。即“秦奉常属官有太乐令丞，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27]。1976年2月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遗址中出土的一枚错金银纽钟，其纽上铭刻有篆书“乐府”二字，充分证明秦代已有管理乐舞的专门机构。
汉承秦制，继续设立太乐署和乐府。太乐署掌管郊庙祭祀、春秋飨射等盛大典礼上所实用的雅乐。乐府执掌较多，除管理来自民间的俗乐外，还监造乐器，职掌汉代新制作的新雅乐等。
汉武帝时，对乐府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组，将乐府设在长安西郊专供帝王游乐的上林苑中，其组织十分庞大。其人员专门从赵、代、秦、楚、燕、齐、郑、吴等地采集民间歌舞，一方面用以察民风，另一方面为宫廷提供音乐歌舞项目。当时，主持音乐改编和创作的“协律都尉”由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一些音乐家、文学家如张仲春、司马相如等人也都参与其事。到汉成帝时，仅乐工就达千人之多，而且分工非常具体，有管理乐工的“仆射”，有专门选读民歌的“夜诵员”，有专做测音的“听工”，有专门制作和维修乐器的“柱工员”“绳弦工员”，有表演祭祀乐的“郊祭乐员”，有演奏鼓吹乐的“骑吹鼓员”，演奏南北各地民间音乐的“邯郸鼓员”“江南鼓员”“巴渝鼓员”，演奏各地民歌的“蔡讴员”“齐讴员”等，另外还有专门表演百戏、表演少数民族及外国音乐的乐人。
汉武帝时的乐府，主要任务是采诗、创作歌辞、创编曲调，对民间音乐进行加工提高，参加仪典性或娱乐性表演。可以看出，此时的乐府已是国家最高级的音乐歌舞官署，太乐署只有其名罢了。
汉哀帝时，因国力衰落，再加上他“性不好音”，遂诏罢乐府，将当时乐府的乐工裁去441人，将会演乐祭乐军乐的388人划归太乐署。太乐署本是掌管雅乐的，但汉代的雅乐多是当时创作的新雅乐，雅乐有俗化的倾向，与先秦古雅乐不同。
东汉仍有太乐官，汉明帝改为太子官，职司雅乐。乐府机构在整个东汉都未再设立。但乐府对俗乐歌舞的提倡却影响深远。汉代上自帝王、下至老百姓，均喜爱俗乐。各地俗乐、俗舞遍及朝廷，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要演奏，以至于河间献王刘德和大儒董仲舒不得不提倡传统雅乐，以示德化，然而公卿大夫对雅乐已不甚了了，“但闻铿锵，不解其意”，德化未成。况且，流传至今的乐府民歌，又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
二、音乐和歌唱
战国末年，秦国的歌乐艺术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的“秦声”独占鳌头。[28]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歌乐才有了发展，东方六国美妙的音乐，悦耳的歌声使秦人大为倾倒。于是秦人“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29]。东方的《郑》《卫》《昭》《虞》逐渐成为秦乐坛上的宠儿。
由于资料匮乏，秦代音乐、歌唱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一些零星资料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秦始皇曾改周的《房中乐》为《寿仁》，在灭齐以后，“得齐韶乐”[30]，在宫中演奏。当时，宫廷乐歌有《祠水神歌》《罗縠单衣歌》《仙真人诗》《琴引》等，多是抚琴而唱的。[31]从秦的乐器看，除有传统的琴、筑、管、瑟、箫、竽、笙、埙、篪、钟、磬、铎等，还有据说是蒙恬所做的筝以及传自胡人的琵琶，说明秦也有与胡人进行文化交流的一面。秦代还有著名乐师高渐离、魏勃父以及善歌的秦青和薛谭等。这些都可窥见秦代音乐、歌唱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