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除博士定期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外，主要靠学生自学，其学习期限没有限定，以考试成绩如何决定是否可以为官，故而汉代太学特别重视考试，以之作为管理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汉武帝初设博士弟子员时，规定“一岁皆课”，能通一艺以上者，即可为官。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后，又定“二岁一试”制，要求通二经以上，按名次高低补充官员的缺额。考试的方法有三种：“口试”、“策试”和“射策”。“口试”主要测试太学生的诵读及口头表达能力。“策试”主要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射策”则类似于后来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将儒经中较难懂的问题书之于策，加以密封，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太学设立之初，岁试分甲乙两科，到平帝时，王莽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东汉初年，仍复甲乙两科之制，旧时射策制度已不复存在。由于太学考试极为严格，而且补官越来越难，因考试不合格而滞留太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年逾60岁而仍滞留太学者。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和出仕的艰难，使得太学生爆发过几次政治斗争，尤其是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涉及统治者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不畏强暴、砥砺名节、激浊扬清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光辉篇章。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制度完备、史实翔实可考的学校。自此，历代最高学府多泛称太学，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其次，汉代太学还是统治者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开始。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或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士—官僚”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二）宫邸学与鸿都门学
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除太学外，在东汉时，还有两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学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
宫邸学是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族学校，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设立“四姓小侯学”，是为宫邸学的一种。“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称其为“小侯”，是由于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汉明帝为四氏子弟设立学校，置五经师，聘请名儒讲经。后来，学生对象扩大，凡贵族子弟，不论姓氏，皆可入学受业。
汉代宫邸学制度不完备，时兴时废，与执政者的好恶有关。到汉安帝时，邓太后秉政，由于邓太后幼学经书，提倡教育，于是下诏为和帝之弟济北王、河间王的子弟，无论男女，凡年在5岁以上40余人，以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开办学校，教授经书，并亲临监试。[21]可见，东汉时这种时兴时废的宫邸学校不止一个。
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类似于今日的艺术学院，所学以尺牍、小说、辞赋和字画为主，并从事各种创作活动。由于汉灵帝刘宏嗜好文学艺术，故而这些被儒家士大夫所瞧不起的“雕虫小技”，因极受皇帝赏识而兴旺发达，鸿都门学中的学生也多被破格录用，“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22]。与当时太学生出仕艰难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