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择师极严，博士选拔相当严格。他们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由诸科始进，或由他官迁升，来源不一，但都必须兼顾德行、学识、才干、身世以及身体等诸方面的条件，并有限年50岁以上的惯例。经过一番严格的挑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名儒。“严于择师”对保证太学的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汉代太学的学生，起初称博士弟子，东汉时称“太学生”或“诸生”。西汉时太学生的来源，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皆有补选的资格；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凡“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皆可入选。[16]汉代选任博士弟子的规定也相当严格，凡选送不实，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降至东汉，似无定制，或以“父任”入学，如伏湛“以父任为博士弟子”[17]；或公卿子弟，或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员额，《文献通考》记载顺帝“阳嘉元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左雄又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18]，就是此类情况。博士弟子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家累千金的达官显宦之子，也有来自门卒，甚或有一些家贫如洗的寒家子弟。太学中不收学费，但生活费用需要自理，因此贫寒学生不得不靠劳动谋生来维持学业。如翟方进靠母亲随京为人编织草鞋提供生活费用，儿宽承担给同学做饭的事务，自己得以果腹，东汉公沙穆、桓荣、庾乘等人，靠为人做佣工以维持学业。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五经。博士专精一经，太学生分经受业，从事研习。由于汉代经学中存在着今古文的问题，教育领域亦受此影响严重。今文经学偏重于阐述经书“微言大义”，旨在从经书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并在儒学中渗入了阴阳五行思想，宣传灾异迷信，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故而一直受到统治者重视，被立为“官学”，所以汉代太学博士所传儒经皆今文经。为保证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汉代博士传经有所谓“家法”和“师法”。“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9]也就是说，“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由于“师法”和“家法”的存在，汉代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是官学中还是私学中，学生对师长都恭敬尽礼，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制三年的丧服。“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笃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20]并一直沿袭于整个封建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