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建立以后，注重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在国家政策上一改秦朝暴虐的统治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汉初黄老无为政治的实行，为民间学术活动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公元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后，民间儒家经学传授活动日趋活跃，私学兴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官办教育。高祖时陆贾主张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明人伦；文帝时贾山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贾谊、晁错等也都提出类似的建议。但由于当时国力尚未恢复，统治秩序亦未稳定，这些建议均未能付诸实施。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黄老政治，尊崇儒家，并设立五经博士，官方兴学由此开始。纵观汉代学校教育的发生发展，前后各有不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制度，但从学校教育的类型上，仍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
一、官学的设立
汉代官学的设立，得之于董仲舒的建议。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诏举贤良，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向武帝提出三大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董仲舒重视礼乐教化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强调古圣王的长治久安，均有赖于此。他认为，王者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10]，而要推行教化，就必须求贤养士，养士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由政府设立学校，“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故而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11]。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50名，汉代官方办学正式开始，并由此逐渐发展起来。汉代的官学，如果细分的话，可分为中央政府直接主办的太学以及比较特殊的宫邸学、鸿都门学等和地方政府主办的郡国学校等。
（一）太学
汉代太学的设立与博士制度紧密相连。其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为标志。博士即太学教师，博士弟子即太学生。太学设立之初，规模较小，只有弟子50人，各自随师专经学习。之后规模渐大，太学生名额年有增加，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时增至200人，成帝时更效仿孔子弟子三千制，将博士弟子定员为3000人。王莽秉政，一切摹仿古制，扩大太学，筑舍万区。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29年）重建太学，太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汉和帝刘肇为表示对太学教育的重视，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赐博士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一时京师名儒云集，四方学者，咸来听讲，甚至远及边疆地区，匈奴亦派遣弟子前来就学。[12]汉顺帝时，将毁坏的太学房舍修缮一新，并拓建房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13]，前来就学的太学生愈来愈多，到质帝时竟达到3万余人，可谓盛极一时。
太学有博士舍、内外讲堂、学生住宅区，还有商业区和治安管理机构，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高等学府。在管理上，太学由居九卿首位的太常总负责，皇帝亦不断亲临太学视学，特别是东汉的皇帝，视学更为频繁，经常召集师生讲论经术，观看太学的礼仪活动。这种皇帝视学的传统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汉代太学的教授，都由博士担任。博士乃博学之士，战国时魏、齐等国已有博士之职。秦统一后，朝廷中设博士数十人，汉承秦制，仍沿用其名。博士的重要职责是“掌教弟子”[14]，除此之外，应对朝廷、巡视吏治民情，也是分内中事。博士在汉代官制中品阶不高，汉初秩为四百石，宣帝时增为比六百石，品阶只相当于县令。但博士极受尊崇，其地位远优于同级或级别更高的官员。据《汉官仪》所载冠冕之制，博士与卿、大夫、尚书及二千石级高官享有同等待遇。其升迁之途也很优越，“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15]，丞相也多有博士出身者。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尊师重教的广泛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