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史学有所发展。第一，《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裁被史家认可，确立了它的地位，对它进行补续形成风气；《史记》的撰述成就对当时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它的评议促进了史学的发展。第二，成帝、哀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负责进行国家图书的整理校订工作，创立了历史文献学的基本规模。这一时期，史学表现出较重的正宗化倾向，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对史学施加了更大的影响。
一、对《史记》的补续与评论
司马迁曾表示他写的书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37]。他去世时，《史记》没有马上流传开来，宣帝时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问世之初，它的开创性成就即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注意，纷纷对之模仿、学习。从宣帝时到班固《汉书》修成的一百七八十年间，补续、评论《史记》形成风气，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现在所见的《史记》，已非司马迁初撰时原貌，可能在初传之时，就有了残缺，也有人作了改窜。班彪、班固父子在谈到《史记》时，都说：“十篇缺焉”[38]，“十篇缺，有录无书”[39]。他们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三国魏人张晏还列出了所缺十篇的目录：“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张晏之说不完全准确[40]，但提供了亡篇的大致线索。
现在所知最早进行补撰《史记》工作的，是汉元帝、成帝之时的褚少孙。张晏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41]四篇之外，《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等篇中，也可见到褚少孙补作的痕迹。褚作从语言到思想与司马迁原作均不可同日而语，张晏之言有一定道理，但其功终不可没。刘向的弟子冯商可能也对《史记》作了补撰工作。清人沈钦韩在《汉书疏证》卷二十四说：“景武纪、将相名臣表、礼乐律志、韦贤等传，或是冯商所续也。”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对两汉之际《史记》的续作情况作了概括介绍：“《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这些续作中，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的工作影响较大。刘向可能是最早续作《史记》的人。读《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赞》，可知刘向曾续撰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三传。刘歆在王莽当政之时，曾对一些古书作过手脚，有人怀疑《史记》的许多篇章也经过了他的窜改。扬雄所续，包括西汉中晚期宣帝至平帝之间七八十年的历史，数量可能很可观。
续作《史记》成就最大的，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他认为当时人对《史记》的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42]。班彪的续作有很高成就，为班固《汉书》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对《史记》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的正宗化倾向。当时的史家多推崇司马迁的史才，称赞《史记》叙事的成就和体例的完善，对其思想观点则提出异议。刘向和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3]。可扬雄又讥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44]。东汉明帝也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但不满意于《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认为司马迁“非谊士也”[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