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的史官与起居注
西汉的史官设置大体与秦相同，御史官属中有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可能也兼司记注之职。奉常属官有太史令丞，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就先后任过太史令之职。《汉仪注》以太史公为官名，以为“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69]前人指出太史公当为太史令之尊称，且其位不会在丞相之上，很有道理。但太史令掌天下计书，并仿《春秋》之体记事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汉书·艺文志》言：“太史试学童，能讽字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可见当时的太史令仍兼掌文字。
王莽对复古改制有深厚兴趣，于居摄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70]。显然这是模仿“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71]的古制。至于此制实行情况，则不得而知。
东汉时期，由少府官属兰台令史掌管图籍秘书，或兼撰史传。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在任上撰光武帝本纪及平林、新市及光武功臣等列传、载记28篇。杨终任郡小吏，撰《哀牢传》，得到明帝赏识，征诣兰台，专任史职。章帝以后，图籍与撰著之所移至东观。安帝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曾“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订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72]。此后东汉政府的修史活动多在此进行。
两汉时代起居注的修撰初具规模。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汉著记》百九十篇”，颜师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今人研究认为“著记”或作“著纪”，就是“注记”，体例为兼记天人之事，可以看作是起居注的前身，《汉书》十二本纪多取材于此。[73]《汉书·律历志》有关于西汉十二帝（包括吕后）、孺子、王莽、更始帝、东汉光武帝《著纪》的记载，可知西汉历朝直至东汉初都修有《著记》。另外《隋书·经籍志》提到：“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武帝的《禁中起居注》与上述所言各帝《著记》不知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不知是何种体制。所谓“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云云，只是猜测之词，但西汉从侍立柱下记言记行，到修成较有系统的类似起居注的著作，已有较稳定的工作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汉大年纪》五篇”，体例与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从名称上看应当是类似《春秋》的大事编年性质的著作，也许只具事目的编年纪事传统到西汉仍在继续。
人们普遍认为起居注的正式修撰，始于东汉明德马皇后所修《明帝起居注》。《后汉书·皇后纪》中有“（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的记载。马皇后以皇后身份亲撰起居注，与后世史官专掌此职，且帝王不得过问的做法不同。两汉的著记与起居注，也许采取的都是临时指派人员进行修撰的办法。马皇后到献帝之间起居注修撰情况无闻。献帝时，荀悦曾两次建议备置史官以修史，不仅记政事，而且记内事，以作皇帝起居注。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汉代起居注存者只有《汉献帝起居注》，说明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并取得实效。
二、《东观汉记》的修撰
东汉一代官修史书的最大成绩是《东观汉记》一书的修撰。这是东汉历朝陆续修撰而成的当代史，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纪传体史书。此书初名《汉记》，后人因其书主要成于皇家藏书之所东观，故以地名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