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当然不只是为了举报一个地下水污染，他又不是什么真的圣人，什么都要管的那种。
归根结底，他也只是发达村96户村民聘请来的代理律师，他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帮着发达村这96户村民维权。
所以正常情况下，周云是不可能举报的，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他的事，这是生态环境相关部门要做的事。
而现在周云之所以来举报，原因很简单，他要把生态环境局也拉下水。
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环境局也是煤矿的一个爹，虽然这个爹管的不如自然资源管理局那边多，但同样有强制力。
找爹论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什么，当然是找爹了，毕竟你只有找到对方的爹，你才能采取相应措施。
我们之前就说过这个问题，什么才是真的爹，必须得是对儿子有支配作用的才能被称为爹。
换句话说，如果你这个部门管不了对方，那你就不能算是对方的爹。
而生态环境局自然是能管得了对方的，只要是涉及到环境污染方面的，它的权力很大。
如果对方污染环境，而且情节严重不配合，那生态环境局是可以直接罚款甚至让对方暂停营业的。
如果后果极其严重的话，还可以直接和公安机关配合，让对方的老板去坐牢。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爹，必须得拉下水了。
之前周云是没证据，现在有证据了，那肯定不能放过对方。
具体怎么办，很简单，现在先把对方举报了，那么按照相关流程来说，你这边举报了，有这么充分的证据，生态环境局肯定要以此来做调查。
那么我们同样也说了，证据这么充分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局很快就能做出调查结果。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正常也就是罚款，然后勒令整改。
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煤矿所做出的环境污染是否也能放在村民们经受灾害方面来。
环境污染自然不能直接算作地质灾害，但是却可以归结为另一种意思上的灾害。
换句话说就是，煤矿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出现恶化，当然有了。
那好，当地的生态环境恶化，是否会影响当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当然会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和自然资源管理局那边是一样的。
在这个逻辑关系里面，煤矿还是那个侵权方，它既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也侵犯了村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和之前煤矿的地质灾害问题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煤矿的地质灾害问题，村民们可以选择走民事诉讼起诉煤矿，自然也可以选择走行政诉讼起诉自然资源管理局。
那在环境污染这里，村民们自然也可以这么选择，逻辑关系一定要清晰。
而让周云选的话，肯定会选择行政诉讼，直接起诉生态环境局和煤矿。
因为行政诉讼不需要额外交钱，它的诉讼费是固定的，每件五十块。
也就是说，除了商标专利，海事等特殊行政诉讼之外，其他的行政诉讼，哪怕再大再复杂也都只是五十块。
当然，如果是行政赔偿案件的话是不收费的。
那么周云这么做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面。原告是一样的，都是发达村96户村民。
而被告呢，一个案子的被告自然资源管理局和煤矿，而另一个案子的被告是生态环境局和煤矿。
这里这个被告就特别有意思了，按照正常情况下只有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只是这里周云提起的是行政不作为相关诉讼。
两个案子的案由不一致，但是被告方面却有点相似。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一般来说都会把两个案子并到一块来审，因为它归根结底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让当地的村民摆脱之前那种困境。
那好了，如何来摆脱之前那种困境，单纯赔钱肯定是不够的，法院它不可能只判给赔钱，因为地下水污染这个问题，它有几个非常显着的特点。
过程缓慢，不易发现和难以治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案子并到一起审，法院会怎么办，那就很简单了，整体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