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悬念的，一六八八年的元国民大会成功闭幕了。大会选出了新一届的驻京常务元国民代表。在皇帝、宰相、前任总会长以及军方的联合提名下，欧阳适全票当选为新一任大会总议长，李阶为最高司法衙门首席大法官，而胡寅出任元国民大会总书记也很符合士林的期望。
大会又正式订立了五年一会等一系列章程，根据上次元国民大会后各地对大汉律法、政制弊端的反映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原有行政区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疆域情况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将云中并入河东，河北东西路并入京畿路，秦凤路东部并入陕西，西部与原西夏大部分领土一起并入新成立的陇右路，漠南实行军区管辖，漠北实行大汉军方、活佛僧侣、地方王公联合治理的管理模式；推行新式考试制度，录用各科学子进入仕途；此外尚有涉及其它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诸方面事务，多是相府与枢密院草拟方案，提交大会后在一片赞赏声中通过。
这次大会让西北、东北胡族看到了大汉政权对他们的优容，已经十分汉化的契丹、熟女真、渤海等北国民族早有脱胡入汉的倾向，最近才因战败而归附的生女真、西夏方面的代表见汉政权没打算清洗他们也觉得在新政权底下有供自己生存发展的一定空间，因此一扫之前的担忧，纷纷以自己的形式向新汉政权与大汉皇帝示忠。
而汉族士林也看到了一种比北宋政权更进一步的“同治天下”模式，大会的民族政策在他们看来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善待来归之族而化之乃是大同理念在民族问题上的外延，但商人频频出现的身影却让许多读书人感到新汉政权毕竟铜臭味道过浓，觉得这个现象需要通过未来若干年积极延引读书人进入大汉政权来加以改善。士人们除了觉得这个国家当前惟利是图之风太过之外，也感到军人阶级所掌控的权力太大，而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加危险。但是如何制约这些跋扈的军官呢？尽管有曹二、杨三这样的人存在，但有见识的文人依然觉得期盼军人能自觉的想法是很荒谬的，光是靠皇帝的英明显然也不是万全之策——在一些更偏激的士人心中甚至认为如今这个皇帝本质就是一个武夫，要想净化他已经很难，唯一的指望就是教育他的后代来使皇室的气质回归到他们心目中的“正轨”。
在和大会同时进行的许多没有公开的私人聚会中，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想达到士大夫们共同的目的，就得先团结南北两派士林——即源于北宋的士大夫和源于旧辽的士大夫——先巩固好士人在国家中的地位，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比如他们所看不起的商人，解决了武力干政的隐患之后，再逐步将现在这个大汉帝国改造为一个由贤人（当然是读书人中的贤人）来治理的国度。不过，要这些文人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团结起来，其难度大概也不下于让武人自动放弃手中的刀。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想法，商人有商人的算盘。在这场大会召开以前所有大汉的商人便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大汉的江山已经稳下来了！这个政权强大的军事实力让他们深信：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个东西万里、南北七千里的大国会实现腹地的和平，而从大会新通过的若干法律看来，汉政权显然会继续保护他们的财产，甚至军方代表也承诺会和商人合作继续对外开拓——军方拓疆土，商家拓财路。当然，商人们也还有若干顾虑，他们一方面敏锐地感受到了那群穷酸书生对自己的蔑视，另一方面又担忧武人屠刀的威胁，文武双方无论是谁被完全压倒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结果莫过于穷酸们由他们养着，拿钱给他们办事擦鞋；武夫们也由他们供着，拿钱给他们开道护院——不过这样的结局在目前看来是何其渺茫，大部分商人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即培养子弟进入仕途或者军方，用政治和武力来保证家族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商人阶层团结起来对抗文武两方面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