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的察举方针是“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即兼顾才地。但如前所述，孝文帝对于士族制度的态度，原本也有矛盾不定之处。至少，作为强大的鲜卑皇权的代表，他给予士族的特权，就不会像南朝士族所得到的那样多，在察举选官上亦是如此。《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七年春正月诏：
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烛远，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
孝文帝在察举上虽优假士族，但条件是他们要能裨益政务，而不是像南朝名士那样，仅仅以对策来博取名誉，驰骋才藻。所以当秀孝不能如实地将下情上达，恼怒的孝文帝便以大辟相威胁，最后宣称的“恕罪听归”,是说不予授官以为惩罚。同纪又记太和十五年八月：
诏诸州举秀才，先尽才学。
按在十余年前的延兴二年，孝文帝令察举“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而此诏则把“才学”置于门第之上了。又《魏书·韩显宗传》记其指责秀孝有名无实，朝廷但检其门望，批评“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其反响是“高祖善之”,就是说孝文帝居然是赞成其意见的。这种矛盾态度，也反映了察举一途中的门第限制，最终是不会长久的。
即使在察举为士族垄断之时，这种由策试选官之途，也仍然不同于“平流进取”。在北魏后期以至东魏北齐之时，选官中考试取人的原则的贯彻，又有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发展。下面试加叙述。《魏书·文苑温子升传记》:
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时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去。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
“熙平”为孝明帝年号。“争相引决”是说落第者因不服而欲与高第者一决高下，结果皆屈于温子升。可见这次考试是严格公正的。“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可谓一时盛事了。又《魏书·宇文忠之传》记东魏孝静帝时：
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有骄物之色。识者笑之。
当时尚书右丞员仅一人，无怪宇文忠之“志气嚣然”了。尽管有人讥笑他，他此官之得却是货真价实地靠才学考试竞争而来的。又《北齐书·文苑樊逊传》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
诏尚书开东西二省官选，所司策问，逊为当时第一。左仆射杨悟辟逊为其府佐。逊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悟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诏超除员外将军。
此事《北史·文苑樊逊传》记作：
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悟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悟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孝谦是樊逊之字。此二传各有阙漏，可互相发明。大致是朝廷欲减东西二省员，定制三百人，以策试选之；参加策试者达两三千人，樊逊
考在第一。东省指集书省，有散骑常侍、散骑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奉朝请等；西省指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等。①东西二省向称冗散充塞之地，通过大规模策试，沙汰掉了大批滥厕其间者。又《隋书·李孝贞传》:
在齐，释褐司徒府参军事……后以射策甲科，拜给事中。
李孝贞已为司徒参军，他就不会再得察举，所拜之给事中，又为东省之官，那么他之“射策甲科”,就不会是察举策试，或许就是那次东西二省的选官策试。又《北齐书·祖斑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