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史学上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官修史籍的问世,而且还表现在许多杰出史学家的不断涌现,人才辈出;一批取材宏富、体裁新颖、立论卓异的史学作品,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家,不仅在思想领域开启一代新风,在史学园地也以各自的学术成就影响了一代学人。乾嘉时期,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大史家均以考史著称,他们的治史精神及各自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突出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学术发展的精神面貌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在为数众多的史学著作中,清初黄宗羲所著的《明儒学案》,综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著。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衰,于此判焉”[13],远远超越前代同类著述,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辉煌总结。章学诚毕一生之精力,撰著《文史通义》一书,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是史学评论中不可多得之书,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开辟一代新风的顾炎武
清初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承晚明学术开启的道路,带着激烈动**的时代色彩,呈现出以经世思潮为主流,从对明朝覆亡的沉痛反思入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掀起用著述救世,以期“明学术,正人心”的新潮流。顾炎武就是这一进步思想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
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至明清易帜达到极点。农民起义摧枯拉朽,明王朝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清王朝入主中原,推行民族高压政策,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于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响应时代的召唤,为完成挽救社会危机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去呐喊,去奋争。当他们投笔从戎的壮举被清兵的铁骑无情地否定、复国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之后,严酷的社会现实逼迫他们转向沉痛的历史反思,开始以著述救世,倡导讲求“当世之务”的经世实学,扭转前代脱离社会实际的虚妄学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社稷沦亡”的巨大社会变动之后,对当时的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有着深切的感受,他们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认真思索,尤其是在武装抗清失败之后,痛定思痛,潜心于学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明朝灭亡、清朝入主的原因,以历代兴亡为借鉴,具体地去探讨国家政治制度、文教设施、赋役财政、军制兵法、“夷夏之防”、山川之利等历史经验教训,寻求社会改革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