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理学与心学之争发生在康熙年间，可以分廷内、馆内的论争。廷内是指康熙帝与崔蔚林关于理学真伪的争论。馆内是指因明史馆拟立《道学传》而引发的关于阳明学是非的争论。
一、理学真伪之辩
理学真伪的争论是指康熙帝与崔蔚林在宫中就朱熹和王阳明评价所引发的辩论。崔蔚林为朝臣中王学的尊崇者，他曾问学于王学大师孙奇逢。康熙十八年（1679年）因所撰《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进呈，而被康熙帝召至宫中。在宫中，君臣就格物、诚意等问题展开了罕见的直率问答。崔蔚林站在王学立场上对“格物”作出解释，强调：“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并对朱熹学说提出质疑，说：“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对朱子格物说太宽泛、太具体化不满。康熙帝转而论“诚意”，认为“朱子解‘意’字亦不差”。崔蔚林不同意康熙的意见，他从王学出发，指出：“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在“格物”、“诚意”等范畴理解上与康熙帝意见相左。康熙帝的论据也不甚充足，因此没有当场加以反驳，以“性理深微，俟再细看”[1]为理由，暂时终止了这场辩论，但他对崔蔚林的观点是有异议的。不久，康熙帝经过思想上的准备，从程朱理学出发，对崔蔚林的王学观点进行驳斥。他指出，天命谓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问原无猎等，蔚林所言太易。这是说，人性虽说原本是善的，但“意”作为心之所发，应有善有恶，否则就不需要“存诚工夫”。崔蔚林把“意”视为“至善无恶”，如同行远不自迩，登高不自卑一样，是荒谬的。康熙帝还从理学分野角度给崔蔚林学术定位，把他归为王阳明心学系统。
崔蔚林在与康熙帝问答中直述其心学主张，无所顾忌，使康熙帝深感不快，加之崔蔚林言语不顾自己行为，居乡颇招物议，也引起康熙帝的反感。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康熙帝与内阁近臣议及崔蔚林升迁时，对其人品和学术都进行贬斥。他说：“朕观其为人不甚优。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2]一年以后，他提出辨别理学真伪的必要性，说：“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3]这是说理学之名发端于日用常行之理，理学应与人们的言语和日常行为规范之理有关系，而不是玄虚的“性与天道”。检验理学真伪的标准是看言语与其行为是否一致。行事与道理相一致就是“真理学”，相反，则是假理学或假道学。康熙帝还把假道学当作斥责言行不一的理学诸臣的习惯语。后来，崔蔚林无法在朝中任职，便告病还乡。康熙帝又借崔蔚林之事对假道学进行批驳。他说：“崔蔚林乃直隶极恶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预词讼，近闻以草场地土，纵其家人肆行控告。又动辄以道学自居，焉有道学之人而妄行兴讼者乎？此皆虚名耳。又诋先贤所释经传为差讹，自撰讲章甚属谬戾。彼之引疾乃是托词，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宫孰知畏惧！”[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