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文历法
女真建国之初，“用兵行师，未知有时日支干。弧虚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备”[5]。在灭辽战争中，因获得辽的太史如忒、孛萌、未极母三人，始置挈壶供奉等官。后在秘书监下设司天台，有提点、监，掌天文历数、风云气色；设少监、判官各1员、教授2员、司天管勾（不限员数）、长行人50、天文科女直及汉各6人、算历科8人、三式科4人、测验科8人、漏刻科25人。提、监是五品和从五品官员。金初的天文事业，有得辽掌握天文知识的太史，灭辽之后，辽的天文漏刻仪器自然也从此归金，亡宋时又将宋设在开封的浑天仪及刻漏运送上京，后又迁中都。所得这些，都为金代天文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
天文。金代司天台观测天象，自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至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仅日食记录就有42次之多，除有两次因云雨未见外，“候之不见”仅有一次。从金代天象观察记录中，我们还看到了科学与迷信的纠葛。皇帝大臣们，总是把日月星辰和天象变化，视为福祸之兆。所以规定司天台提点、监，对天文风云气色之变，要求“密以奏闻”，不得妄自对外发布消息，以免引起他议。如正隆三年（1158年）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但候之不见，于是海陵王即有勅：“自今日食皆面奏，不需颁告中外。”世宗时规定，凡遇日月食，要禁酒、乐、宰牲一日。遇日食则不视朝，由命官代拜，或减膳，同时命百官各于本司站立，至食罢乃止。把天色日月之光强弱异变，都视为天意。天人感应之说，维系着他们的命运。
历法。女真人初无岁时历法，“以草一青为一岁”。天会五年（1127年），司天杨级参照宋纪元历编出“大明历”，于天会十五年春正月朔正式颁行。其法，“以三亿八千三百七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七为历元，五千二百三十为日法”[6]。施行20年后，于正隆三年（1158年），开始发现以这个历法推算出的日食未食，自大定十三年（1173年），又接连发生所推算日食不准之事。于是又命司天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同时翰林应奉耶律履编成乙未历。大定二十一年，命尚书省委礼部员外郎任忠杰与司天历官，对知微与履二人之历进行比较，最后采用了知微所修正的大明历。章宗明昌年间，司天历官刘道用又改进新历，对此礼部郎中张行简主张等验正无误差后再颁行，就这样新历被搁置起来。所以，终金一代，百有余年，只改过一次历，乃以大明历为准。直到元代授时历颁行始废。
金代所用的浑象仪，是灭北宋掠取的。在辗转搬运途中，最后运到中都时，“天轮赤道牙距拨轮悬像钟鼓司辰刻报天池水壶等器”早已损毁，唯铜浑仪保全。因燕、汴两地相距较远，地理高度和所在方位不同，经校正四度方可运作。在明昌六年（1195年）八月，还因一场雷雨大风，从台上跌落下来。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南京（开封），由于不易拆卸，整装又不易车载，便被弃置放原地。到兴定年间，司天台因无浑仪提出新铸，又因国家财用不足，缺乏铜料而作罢。直至金亡于元，连运往南京禁中的莲花滴漏和随皇帝巡幸的星丸滴漏，也随着金亡而废毁。
二、医学
金代的医学，在医学史上是一个重要阶段，是继宋之后又有所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医学论著、医病理论、医疗技术，都有比较丰富的成果。金灭辽、宋，继承了他们的医学遗产。如宋宫图籍，以及王惟一根据自己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按人体铸造并标示经络穴位的针灸铜人模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