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校制度
金朝以武立国，在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初，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和频繁的征战，基本上没有学校教育可言。但是，女真族向有崇尚汉族文化的传统，女真先世就曾“悦中国（中原）风俗，请被冠带”[21]，“请唐官”[22]，采用中原制度建立渤海国。建国后，积极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尊孔崇儒[23]，但又力图保持其女真民族的文教风俗，因此就出现了金汉混合的教育政策。金灭辽后，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又吸收了某些契丹族的文化。《金史》卷四十五《刑志》中云：“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之法。”金代的史学家刘祁也认为，“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24]。在科举学校方面，都有为其本族人即女真族特设的制度，并在学习汉文的同时，力求保持其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金世宗曾告诫其宰臣说：“女真人诉事，以女真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即不要忘掉其本民族的语言。
金代教育的来源是多元的，既有丰富的本民族的文教习俗，又有来自汉、辽的教育方法。多元的教育在同一个轨道上齐发并举，构成了多民族的多种教育并存的统一的教育制度。这一特征，表现在金代的教育结构上明显地有多系统、多层次的组织程序。
金代教育比辽、西夏的都先进、发达，可以分两个系统，即汉人学校与女真学校。从层次上看，有宫廷教育、中央教育、地方教育和私人教育等多种，宫廷教育可分为东宫、王傅府、侍卫亲军和宫教；中央教育可分为国子学、太学、司天台五科以及医学十科；地方教育可分诸路府学、州学以及地方县学等；私人教育则可分为家学与私学。[25]
宫廷教育属皇室中的教育，既不同于国家教育，又不同于地方及私人教育，而是专为太子、诸王、侍卫亲军和宫女所设的特殊教育形式。
东宫太子教育。金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太子教育，对东宫官属（即太师、太保、少师等）的选择和要求都很严格，“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26]，尤其应当选用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对太子讲书或议论，应当以孝俭、德行、修行正身等方面的知识为主，以培养太子具有良好的品行和有利于政治统治的学识。张用直少以学识渊博和品行端正著称，宗干曾延请他教育海陵王和他哥哥。海陵王即位后，又任他为太子詹事。海陵王曾对张用直说，他自己能够通经史，都是张用直平时辅导的功劳，太子现在开始学习，应该谆谆善诱，多方面引导，让太子学得更多的儒家经典，也是儒士的光荣。世宗时，任太子太师的人有宗贤、李石、完颜守道等；太子太保有徒单克宁等；太子少师有任熊祥、刘仲海、张汝霖、石琚等；太子少傅有孟浩等；太子侍读有完颜匡等。世宗对太子教育非常重视，认为皇太子少不更事，让他们平时严加训导，从学识、品行多方面进行教育。
亲王府教育。亲王府设王傅一人，文学二人，教育的内容是“赞导礼义，资广学问”。金对亲王府官属的遴选也很严格。王傅多由状元担任，文学多由名行俱佳的进士担任，以教授诸王及其弟子学识，培养其高尚的德义。
侍卫亲军教育。金代宫廷侍卫亲军是从宗室、外戚和勋臣子弟中选拔出来的，是金朝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按照金代的统治制度，侍卫亲军可以出职为官，而且晋升很快。在其未出职以前，金专设教授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可提高其本身的素质；另一方面也可巩固其封建统治。金世宗时，开始规定侍卫亲军要学习用女真文字翻译的儒家经籍。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八月，规定以女真文字翻译的《孝经》作为侍卫亲军的教材。章宗泰和年间下诏令35岁以下的亲军学习《孝经》和《论语》[27]。加强对侍卫亲军的教育，是金代教育的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