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夏、金、元时期的文化交流，不论是在地域上或是规模上，都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各个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如宋与辽、西夏、金的交流，辽与宋、西夏、金的交流；一种是元朝中央政府与宗藩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交流；还有一种是辽、金、元与高丽、欧洲、亚洲、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文化交流绚丽多姿，各具特色。
辽、西夏、金、元4个王朝都与北宋、南宋有文化交流，这几个王朝之间有时阴云密布，干戈不息，有时风霁月朗，桴鼓不鸣。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外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战争，比如辽灭后晋、金灭北宋、元灭南宋之后，都把对方的图书典籍掠夺一空，然后加以吸收继承。另一种情况是干戈止息，骤雨初歇之后，双方使轺相接，和平共处，可以从容不迫地吸收对方文化的精华。如辽、宋之间的文化大规模进行交流，是在“澶渊之盟”以后；金与南宋的文化交流，也是在世宗对宋议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之后。至于西夏，因国力相对较弱，只得依违于宋、辽、金之间，时而向宋纳款，时而对金称臣，只要对自己有利，不惜翻云覆雨，纵横捭阖。西夏在与宋、辽、金的交往中，接纳吸收了对方的文化，但总的来看，西夏吸收宋朝的文化最多，比如设官职、译儒经、立学校等，就都是从宋朝学来的。
辽与高丽之间虽有龃龉，但为时甚短，和平友好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在两国关系友好时期，高丽派童子到辽朝去学契丹语，高丽国王王治又请求结为秦晋之好，辽朝将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之女嫁给他。圣宗之母去世，高丽也曾派人吊祭。金灭辽后，高丽以事辽之礼事金，高丽实际上是金的藩属，国王的废立，都须征得金方的同意，双方使节往来甚多，文化交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由于元朝疆域广袤，陆路、海路交通范围的扩大，此疆彼域的藩篱已不复存在，元朝政府鼓励商人四海经商，因而外国商人来中国者极多。再加上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这就给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大开了方便之门。
元朝中央政府与宗藩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关系密切。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附近）是沟通东西方的国际性城市，中国工匠入居者甚多，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工匠入元朝者亦不少。伊利汗国境内各族人入元经商、做官、行医者不少，汉族官员、文人前往伊利汗国者也很多，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达到了空前规模。
元朝与亚洲诸国的文化交流偏重于诗书、儒学、佛教等方面；与非洲的交流偏重于懋迁有无；与欧洲的交流则是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马可·波罗、卢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先后入元，兴建教堂，广收信徒。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等科学技术传入西方，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医学成就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伊利汗国从元朝学会印钞技术，至今波斯语犹称纸币为“钞”，波斯所用的乘驿圆牌，也仿效元朝。波斯人拉施都丁还编纂过反映中国医学成就的书籍。
由于元朝政府实行开放政策，许多西域人纷至沓来，或为仕宦，或为商贾，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颇受元廷优遇，人们以“色目人”称之。其中不少人学有专长，技艺精湛，在医药、天文星历、建筑等方面都作出过辉煌的贡献。
注释
[1] 《大金国志·熙宗孝成皇帝》。
[2] 《大金国志·海陵炀王上》。
[3] 《元史·耶律楚材传》。
[4] 《元史·许衡传》。
[5] 《元史·仁宗本纪一》。
[6] 《元史·赵复传》。
[7] 刘祁：《归潜志》卷九。
[8] 翁独健：《中国民族史纲要·序言》，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9]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夏元昊拒命》。
